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利益驱动和强势地位，不但令公众难以从土地增值中获得收益(比如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并没有被真正“用之于民”)，农民也一再成为输家。在农地转非中，农民面临生活方式被打乱、原有财产被强行置换的困境，如果赔偿也不彻底，无异于“二次被害”。有一点必须明确，弱者是最无力承受失败的人，如果弱者总是成为输家，政府就必须检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除了有利己的偏好外，还有“公平互惠”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是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基本单元。行为经济学家科林·卡梅拉就认为，一旦经济行为产生的公平心理极限被突破，就会导致极有破坏性的风险情绪。当下，由土地增值分配所导致的不公正、焦虑和恐惧正在酝酿和累积，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的矫正和释放，就会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征地改革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正确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个分享体制上来，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不恰当的制度会导致无效率的产权，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而制度合理性则有赖于社会广泛的“公平理性”。只有当利益主体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产权规则的行使才能更有效。显然，这一分享体制的核心正是公平、互惠。(萧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