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坐车行进在洋气十足的都市区，隔窗远观一个个“贫民窟”，样式各异、规格不一的平房“扎”在一起，拥挤而杂乱。

“贫民窟”的居民生活如何，赖明想知道。当地人回言：那里已逐渐沦为犯罪活动场所，外人难以进入。

在不少拉美国家飞跃式的城镇化背后，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却随着城市有效吸纳力的减弱，而落入城市“边缘”。

巴西城市“贫民窟”多达八九百个，3500万人居住其中，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4。阿根廷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4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占全市总人口比接近1/3。

巴西几年前的数据就显示，占就业人数10%的高薪阶层的月均收入，是50%的低薪阶层的月均收入的十多倍；阿根廷最富有阶层收入是最贫穷阶层收入的30倍左右。

“一个城市，两个世界”，城市内“二元化”明显。

多年来，两国一直在为改变“贫民窟”状况而努力，但效果不明显。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的城市也已出现两极分化和二元结构问题，尤以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差距最为典型。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低61.5%，且仅12%—15%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

赖明认为，城市内部一旦“二元化”，治理难度不亚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他呼吁，推进我国城镇化，要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优化城镇结构布局上加把“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