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笑文化，或谐趣文化，是指节庆期间为人民大众带来欢笑的文化，包括耍闹、逗笑、讥笑等。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其研究法国作家拉伯雷创作的专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节庆笑文化做过研究，他认为“这些多种多样的令人发笑的形式和表现——狂欢节类型的广场节庆活动、某些令人发笑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它们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都是统一而完整的民间笑文化、狂欢节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分子”。

那么，我国春节期间的谐趣文化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笔者认为，节庆谐趣文化最具本质性的特色是它的人民性和它带给大众的欢笑。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社火中的滑稽，节日狂欢、耍闹，戏曲、小品和相声演出中的幽默、讽刺与滑稽等。

社火中的滑稽

我国春节期间社火表演形式多样，最常见的有舞龙、舞狮、跑竹马、跑旱船、小车会、踩高跷、扭秧歌等。这些社火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譬如舞狮在唐宋的典籍中已有记载，当时的《太平乐》中已有“五方狮子舞”的记述；跑旱船早在辽宋时代就已盛行，《明皇杂录》已有唐代旱船的记载。

这些社火的滑稽首先表现在它们的形态上，如舞狮中的道具说“狮”不是狮，跑旱船的道具说“船”不是船，它们都是经过人们丰富想象而制作出来的社火道具。虽然这些道具与真正的狮、船形象迥异，却把社火主人公们的生活常态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享受。

有些社火，除了高难动作的特技表演外，还按戏曲的要求分为生末净旦丑等角色，如山东海阳大秧歌的货郎与翠花、箍漏匠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北方的高跷秧歌中的渔翁、媒婆、傻小子、小二哥、道姑、和尚；南方社火表演中有关公、张飞、吕洞宾、荷仙姑、张生、红娘等。

社火人物里滑稽的丑角中，威县竹马中的“怪骡子”颇具代表性。他黑脸，白鼻子，八字胡，辣椒帽，黑夸衣，肩上挎一串铜铃。这种扮相就让人发笑，再加上他用脚尖走路，有节奏地抖动肩上那串铜铃，同时他那匹竹马还乱跑乱跳，不停地尥蹶子，还不时在旦角儿的马前挤眉弄眼；但遇到威武将军的马，他又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颤颤惊惊，躲躲闪闪。

在我国，社火中这些人物不仅家喻户晓，且均带有高度的戏剧性。哪怕是所谓的正面人物也能引人发笑，如秧歌队里唐僧师徒中的唐三藏，表演者越是走得庄重矜持，就越让观众觉得可笑。

节日生活的嬉戏耍闹

春节欢庆中还有一种狂欢，既不需化妆，也无需道具。它不是演出，而是节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是表演这种形式，而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是那样生活的”。春节期间河南农村的耍新娘子、耍新奶奶，四川农村的抱猪比赛、拱肥猪、请肥猪、“媳妇儿背八戒”，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的骂社火，就是如此。

河南农村的大年初一，当年结婚的新娘子都要到同族各家拜年，路上兄弟姐妹常拦路戏耍，没完没了地要求鞠躬拜年，新媳妇也往往巧言应变。而后又发展到耍新奶奶，当年哪家得了胖孙子，村里的女人们初一就会挤到她家的院子，要糖吃，给新奶奶脸上抹红，让她倒骑牛游街。新奶奶往往笑得合不拢嘴，任凭摆布。这是耍闹，也是一种道喜。

四川农村欢度春节有抱猪接力赛。拱肥猪是在一个小木框上放一个张嘴大笑的卡通猪头，姑娘们手、脚着地，低头翘臀拱着木框往前走，先到为胜。这些“比赛”都是节庆期间的玩耍，其体育比赛的色彩居次。

骂社火流行于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据传唐宋时代已流行，以河南灵宝的东常村、西常村之间的骂最出名。它有些像电影《刘三姐》中的对歌，村中的文人绞尽脑汁，遍查辞书，遣词造句，争压对方。这种骂，与巴赫金说的以生殖器骂人显然不同；这种骂，有它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种巧妙的批评，骂得好，能促人长进，树立正气。

戏曲、小品中的幽默与滑稽

我国戏曲历史悠久。与社火和耍闹相比，戏曲是一种优雅的艺术。譬如京剧《西厢记》与《蒋干盗书》、黄梅戏《女驸马》、评剧《花为媒》、豫剧、评剧《小女婿》等，或突出“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幽默，或因“逮不住奸贼不煞戏”的除恶扬善的喜庆气氛引发观众的笑声，使观众享受节庆的欢乐。

戏曲的虚拟表演方式与影视表演不同。戏曲表演中，表演者两手在胸前往外一推算开门，往里一合叫关门。这种约定俗成的虚拟表演方式，也给欢度春节的人们以含蓄轻松的艺术享受。

随着电视的普及、春节晚会的兴起，相声、小品等节目被带进了千家万户。“大戏”之长，在于它的多层次、多侧面，而小品的优势恰在它的小而精。小品中人物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演出不过几分钟，却能巧妙地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而这种讽刺效果也在观众的笑声中得到认同。相声则将社会中的丑恶和“我们”自己身上的沉疴痼疾凸现在世人面前。

我国春节的欢庆活动，地不分南北、居不分城乡、人不分老少，其参与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都堪称世界之最。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笑文化相比，它呈现出人类去粗取精的历史进步，因来自民间又活跃于民间而历演不衰。与巴赫金研究的笑文化不同，我国春节的欢庆，最大特点恰是“普天同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