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避免“碎片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越来越多的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我们看到沉迷于琐碎事件的发掘，对某一现象孤立解剖和观察而看不到整体的不良趋势。一些学者绘声绘色、津津乐道地列举了大量所谓“材料”来渲染历史上党内矛盾与纷争，大揭大批一定时期内党的错误，并宣称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自认只有他们在搞真正的党史研究。实际上，我们并不否认党史上确实存在过某些派别和纷争，但绝不能因存在个别派别和纷争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而应对这些现象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来看，个别错误对全党发展历程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与伟大成就相比，仅仅是阳光道上的小小坑洼，是末节而非主流，负面影响极为有限。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些地方史料出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一些非常现象，并以此推论全国。如朱佳木先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有的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现象，有些运动、错误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虽然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冲击富农经济、对地主体罚的现象，存在打“老虎”凑人数、对“五毒”界限不清等扩大化现象，但这些并非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这些借助一些错误的碎片来以偏概全，是不足取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分主流和支流，把个别现象上升为一般，并以此来抹黑中共党史，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为学者的资格。在做个案研究时，也要有一个总体性问题的脉络或问题意识，思索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之间的关系，若非如此，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目标。

理论问题避免“教条化”。作为历史学家族中的特殊一员，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科。其基本内容不但要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还必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规律。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不是单纯叙事述史，还要有更重要的使命担当。龚育之先生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高度抽象的分析与认识。中共历史发展过程纷繁复杂，从多样性中抽绎出一般性、普遍性，从若干具体事件的认识中作出理论分析与概括，才能穿透表象，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不是教条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直接代替具体问题的研究。教条化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有什么“辐射力”的。

每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都应该本着“阐学术之真谛，济苍生而文章”的精神，认真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科学的“问题意识”。这一关乎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全局的问题，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党史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因为科学确立中共党史研究中科学的“问题意识”，是中共党史研究进步中的根本环节。（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