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Web 2.0时代的媒介重构将重组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忠诚度市场，外来信息的加速浸入与被征服的边界内国民将产生情感共振与信息循环，造成国家治理危机并威胁原有政权的统治。“信息帝国主义”、“数字封建主义”将成为冲击与桎梏新型国民忠诚的非人格化力量，文化疏离与分裂行为将以交互性的方式，浸透进更广大的重寻身份认同的人群之中，国际政治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

社交媒体的用户通常会以情绪共享、批判转述、抱怨积蓄等各种形式，质疑政府的治理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联合国委托的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2/3被调查人认为本国政府并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在管理国家。[32]这种质疑情结在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中会产生传染效应，进而有可能转化为一些人国家忠诚度的动摇，并以对外移民、跨国工作、批判本国政府、美化他国制度甚至社会报复、恐怖主义等行为表露出来。

在《退出、呼声与忠诚》一书，经济学家赫希曼反复论证，影响集体发展惯性、鼓励逃离与反抗的“退出呼声”不断加强，势必瓦解群体的稳定。[33]这种“呼声”可以通过歌曲、布道、走私录像带等有效发出，也能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播渠道影响受众的判断力。在Web 2.0技术的支持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发布信息、表达观点、批判时局的能力与条件，政权颠覆式的信息与建设性的批判、社会情绪化的抱怨混杂在一起，加之现实中出现的移民、地区逃离、社会报复等信息的间歇性放大，“退出呼声”在一些转型国家将出现空前的刺激效应。这种刺激效应在国家内部被“带路党”[34]煽动化、群体化，在外部被相关势力意识形态化、武装化之后，国家稳定就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分裂危机与政权衰退。

2011年初中东北非不少地区的社会动荡，就与内部争议技术化、扩大化有关；而欧美国家个别城市的混乱中，也出现了不少向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这些都是忠诚度市场微妙变化的表现。尤其对于广大转型国家与互联网技术弱国来说，Web 2.0时代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社交媒体的开放特征，将助长这些国家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公民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拥有互联网霸权优势的“信息帝国主义”很有可能会发动“人海战术”与“隐形入侵”，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度、信仰与价值观，最终加剧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35]更为危险的是，互联网经过激烈竞争后，很容易产生新型资本私有化与垄断化，像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都是私有化公司。它们与美国政府的权力相互协调、配合与联姻，构筑着新场域的霸权，也延续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如新美国基金会2011年报告说的，“美国正在步入一个数字封建主义世界，这是一个由少数巨型公司统治的私有帝国”，资本、政治、强权、垄断在一起的“邪恶联姻”所产生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效应，目前还只看到了苗头。[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