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在“天下”观念中看到：其一，家国同构体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甚至也无确定民族为依托的集合，任何实现儒家伦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纳入这一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其二，中国是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之邦，处于道德的最高等级，是人类社会的中心，根据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可把其他国家分为夷国和藩国，它们均处于天朝帝国的周围。因此，那些没有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个人、共同体和国家，就往往被视作不可教化的另类和异端。

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根据认为“天下”暗含了中国领导世界的内容，如“中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当然也不能赞同“汉以来的进贡体系虽仍然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影响，但天下观念已被歪曲，大一统帝国这一新身份使原来的文化边界变成了政治边界，原来文化性的华夷之别变成了政治性的华夷之别”的说法，甚至认为“天下体系是一个反帝国的政治体系”。笔者坚持认为，“天下”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的色彩要比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的意味更浓。正如钱复所说，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天下”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它仍然是一种文化优越论，是一种文化自负表现的抽象表达。这种文化自负使得中国人即便是在从18世纪的繁荣走向19世纪初期的衰落时还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天下观念的迷思中，并未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说，由于文化自负，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有学者将这种迟钝称为制度惰性使然，但笔者觉得这是文化保守和文化自负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