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差之二：以为官员队伍的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过度强调“教育”的作用

在反腐败问题上，各级领导都强调从源头上抓起，强调从体制、机制建设上防治腐败。但是，如果考察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可以发现，还是更多地在品行改进、道德说教上下功夫。每每讨论问题的根源，总是围绕人生观、价值观上做文章，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上找出路，因为这种思路已经成为定势。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学习活动、教育活动连绵不断，此起彼伏。虽然声势可观，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评估，但是实际作用乏善可陈。有的地方总结得很好听，说是“干部经常受教育，群众经常得实惠”，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教育培训活动，反复搞来搞去，讲得没有新意，听得没有兴致，往往只是整出来一些新说法、新概念，玩弄辞藻而已。

改善政府治理，应该说教化培训并非紧要问题。如果总结现代政府管理的国际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高效、官员廉政是通过教育培训得以实现的。官员的思想道德教化，或者更宽泛地说官员本身的能力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运行，但是，决定政府运行绩效和官员表现的根本，当是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政府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更多的措施还是开会动员、集中学习、培训轮训，翻来覆去讲空洞的道理、宏大的目标，讲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试图以教化代替制度创新，对于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政府绩效提升和影响改善，必须走出以思想教育代替体制改革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