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差之五：过于相信“高压式”问责，靠一票否决等手段来解决问题

现在，“问责”的说法很时兴，但是问责被操作为不分青红皂白的问罪和处分，到处挥舞一票否决的大棒。问责应该是一个权力、责任、监督评价等要素良性协同运作的工作过程，不是简单地出了问题就处罚。问责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体制基础上，首先要建立权责合理、运行有效的权力配置体制。既要界定好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权责，还要界定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权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权责体系严重扭曲和倾斜：在政府内部，权力向上级政府过度集中，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向政府过度集中。这种集中的结果，是上级无法真正监督制约好基层政府，民众也无法有效地监督基层政府。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上级对基层只规定硬任务，只是强调出了问题就处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激化基层政府与上层领导的矛盾。

现在的基层矛盾发生呈现多元化、多类型的特点，许多问题不在基层政府权责范围之内。比如，一个退伍军人因为在部队受到处分而赴京上访，一个农民因为在城市治病引起上访，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遭遇交通事故而上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乡镇甚至县(市)政府既不了解也无权处理的，但上级却把这些上访的处理责任都推诿给基层政府。这样的上级问责显然无法令基层信服。对基层来说，这实际上是上级领导的“野蛮问责”。当然，在任何政府体系内部，都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问责，也要有自下而上的问责，但是，根本的问责方向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的问责。现在的政府问责体系显然有些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