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论著写作者包括国学研究者来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十分重要；发表见解时讲究“传授学”，这同样十分重要。“传授”是一门学问。作为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学人历来强调“传”与“承”、“授”与“受”。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教育观；一千多年前，韩愈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命题。现代，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指出“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写了“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的诗句（《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都是希望我们能处理好“传”与“承”、“授”与“受”的关系。邢福义先生常常说，不管是写大书还是写小文，都要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实际上也是强调要讲究“传授学”。

国学思想博大精深，国学原著文辞难懂。年轻读者缺乏“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如何让国学研究成果贴近年轻学者，“国学版”任重而道远。由此，我特别想说：一定要提倡论著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入浅出是合群,深入深出是离众；浅入浅出是底薄，浅入深出是皮厚。

西方早已建立起“接受学”。我这里所说的“传授学”与西方的“接受学”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写文章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但侧重点不同。“接受学”关注的是读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传授学”关注的是作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我以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授学”，本身就是从教育学、人才学与科学学等等角度对国学的承传与发展，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学术活动中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