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能不能具体谈谈？

黄先耀：广东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早，商品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市场主体多元，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经济活力增强；另一方面一些市场主体为获取有限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党员干部，权力与利益勾结，权力利益化、利益权力化倾向比较明显，党员干部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更加严峻，对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东毗邻港澳，面向海外，侨亲侨商众多，社会开放程度高，一方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一些消极因素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也带来不良影响，红包、礼金、养情妇、境外赌博、洗钱以及“裸官”等问题时有发生，广大党员干部经受对外开放的考验更加严峻，对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东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较快，流动人口众多，农村因土地征用、“三资”管理等引发的矛盾和城镇劳资纠纷、房屋拆迁纠纷频发多发重发，而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对广大干部的作风建设以及社会管理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东正在逐步形成参与意识较强的公民社会氛围，人民群众的诉求从侧重“民生”向注重“民权”、争取“民主”层面提升，从维护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为主向对基层政务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甚至决策权等政治方面的要求转变，对基层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党务、政务、厂务、事务、村务等工作的公开透明运行，既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又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处于先行先试的位置。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增多，而部分干部改革的锐气和勇气不足，改革的力度不够，尤其是一些关键领域体制机制制度改革还不到位，导致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环节仍然易发多发，对加强廉政风险防控、逐步实现“制度防腐”，确保权力行使、项目建设、资金运用和干部成长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广东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先行先试的“试验区”，政治敏感性强，国（境）内外关注度高，网络舆情活跃，对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有序有效利用网络、借助和引导媒体实施对干部的社会监督，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东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大，窝案串案多，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牵扯范围广，有的赃款流到国（境）外，有的涉案人员外逃，对借助科技、金融等各种有效手段查处腐败分子、追缴赃款、缉捕犯罪嫌疑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还有就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差别大，不同地区腐败问题发生的领域、特点及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的规律与特点，研究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进一步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南方日报：根据您把脉的情况，可见目前我省的反腐工作任务依然艰巨。

黄先耀：的确如此，但有挑战也有机遇，而且多年来工作积累的成效给我们继续改革创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我们必须按照中央、中央纪委监察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坚持不懈地预防腐败，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