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一是把汉语言文化转换成接受国语言文化的翻译的方式，一是原封不动地移植入接受国或接受国在汉语言文化的形态上生成出本民族的汉语言文化成果。日本汉诗就是后一种直接式文化传布的产物。日本学者石川九杨指出：“包括日本、中国、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的东亚，不单是一个地理性概念，而是用‘汉字文明圈’这一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历史、地理、文化等共通性的人文地域概念”。从此意义上说，完整的汉诗学，理应包括日本汉诗、韩国汉诗、朝鲜汉诗、越南汉诗等汉诗海外传布中的生成对象。以唐诗为例，《全唐诗》第732卷收入了朝衡和长屋的汉诗。朝衡即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和中国双重国籍，但长屋即长屋王（684～729）却是纯粹的日本汉诗人。

现存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是约成书于751年的《怀风藻》一卷，继之是敕撰三集即《凌云集》（814年）一卷、《文华秀丽集》（818年）三卷、《经国集》（827年）二十卷。日本的第一本个人汉诗文集是827年至835年间成书的十卷本《遍照发挥性灵集》。成书年代和正式书名都不详的《杂言奉和》一册，因内收弘仁年代（810~824年）的《杂言奉和圣制江上落花词》五人五首而被称作此诗词集名，这是日本第一本诗词集。从此，日本汉诗词创作一直绵延至近现代，日本学者猪口笃志等编选的《日本汉诗》中的压卷诗人是土屋久泰（1888～1958）创作的揭露广岛原子弹爆炸惨状的《原爆行》。

纵观日本汉诗，不能单纯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定义，它既属于文学类型中的一种，但又具有汉学传播和汉学教育的特点，是日本传统汉学教育的产物。到了江户时代，由于以最高学府昌平黉为首，各地藩校都有著名汉诗人执教，要想学知识，就必学作汉诗，加之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以中国儒学典籍的注解和学习写作汉诗文为本业，以著述儒家哲学为副业，促使日本汉诗创作呈现高峰的同时，更使日本汉诗成了集教育和思想哲学为一身的文化品种。换句话说，日本汉诗是汉字文化圈的文化遗产，如果离开了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交流这一广阔深邃的背景，就难以解读日本汉诗这一跨国界的文化交流遗产。

日本不仅有汉诗创作传统，更有诗歌吟诵传统。日本江户时代大诗人菅茶山在《笔墨消遣》中写道：“古代人区分四声诵读”，“现今高野山学寮（空海创立的真言宗的学校）区分四声诵读，又其秘教中，也有人采用汉文训点读法，可见那里还保存着古代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