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个决定颇具匠心：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和台阶，让他改变对“文革”的“错误认识”，思想上来个大转弯。毛泽东的本意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引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是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的；其真实含义则是他不认同毛泽东对“文革”的肯定。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

邓小平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政治上的坚定和远见。在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他逐渐看清了“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与日俱增，看到了拨乱反正产生的明显成效和广泛影响，找到了把中国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这个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了。邓小平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立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他曾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由于他深感“文革”是一个错误、一场灾难，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从眼前或个人利益的角度评判是非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才是他判断正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粉碎“四人帮”后，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领导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在同中央负责同志或历史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中明确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9页）1981年3月，他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同上，第1561页）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做出了全面分析、彻底否定，明确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是《历史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历史决议》的这一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