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出名的上海社科院教授张结海在他最新的研究《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男影星形象分析》中得出结论：李亚鹏和谢霆锋是西方女人眼中的典型“丑男”。(《广州日报》12月4日)
就在不久前，有一则新闻在媒体和网站同样产生过很大反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在学界引起争议。他认为，梁山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再举几个同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例：有个叫梅朝荣的人以书的形式言之凿凿把诸葛亮定义成“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更是在这之前，司马相如已成为劫财劫色的大流氓，孔子也成了丧家狗，李白更是吃软饭想打架斗殴的混混……这里很多都是挂着“教授”头衔的人干出来的，还有更多的所谓“教授”仍在嗲嗲不休地品着这个、解读着那个，怎么就没有一个是好好地做教书育人的工作，哪怕一点点的科研或学术？都在争着“一番胡说天下知”。
拿着国家的工资，用着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可我们的教授们都在研究什么呢？张结海教授研究出了“李亚鹏和谢霆锋丑男”，到底有多大意义？尤其《水浒传》作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历来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尤其是《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百单八位好汉，更是形象鲜明、呼之欲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地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这些说法都是符合书中“事实”的。但是这种解释却是有失公允的，梁山好汉还有它更主要的进步的一面呢！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反抗腐朽的官府，反抗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不对吗？他们“轻生死，重大义”不值得敬仰吗？他们“劫富”固然肥了己，但也让老百姓得益。
大概出名能够带来很多的实惠，我们本该淡漠名利的“灵魂工程师”坐不住了，不少原本不知名或者说名气不是很大的教授，因为这些“颠覆性”观点名声大振，于是更多教授、专家、学者加入到了制造轰动新闻的行列，期望能在自己所造的所谓 “颠覆性”观点中分一勺羹，哪怕自己是违背良心地胡编乱造。
我们是在一直倡导在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力使文艺百花齐放，这种文化争鸣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敢于向传统的学术观点进行挑战，这种精神也是值得褒扬的，但就《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位好汉中到底有多少个好汉”的争论则显得毫无意义，《水浒传》的“好汉地位”其实没有必要撼动。我以为，这绝不应算作学术观点，更不是文化争鸣，而是对古典名著的又一次“恶搞”！对于此类现象，我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就是这类“恶搞”的东西实在是糟蹋名著，导致礼乐崩塌，误导青少年，是对传统的、根植于大众心里的美的事物的亵渎和对青少年的极端不负责任。
每当看到这些另类的“教授”胡言乱语时，我就常想起“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用毕生精力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教授方永刚、“水稻之父”袁隆平…… 有人说“人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的确，人们渴望精神力量的感召而奋进，生活在新时代下的人们，更是渴望有时代英雄产生的。我觉得，我们的学者文人们，不仅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
《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我以为，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多少代人传承下来的，其中的善恶美丑在大众心里成了定式，许多积极因素引导、教化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试想一下，如果年轻人都在看这些“恶搞”读物，忘记我们的经典名著，那在他们的心目中，经典名著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成了跳梁小丑，他们怎样明察真伪，分辨善恶？香港《大公报》8月20日一篇文章就猛挥大棒地指出，“恶搞”中国文化给世界带去的是对优秀文化认同秩序的破坏，给中国留下的是国家“软实力”的“硬伤”，因而是对文化的“犯罪”。可见，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地，解释经典还需要以一些最基本的解释原则为底线，不要一味地投入到市场制造的“解释学怪圈”中娱乐至死。这是我们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田文杰）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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