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和凯捷25日联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富裕人士，较2006年增长20.3%。中国是亚太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占区内富裕人士人口的14.8%。中国富裕人士平均资产值已达到510万美元。同时，去年中国首次成为亚太区内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国家。(9月26日《京华时报》)
孔旭洪（左）预计，亚太区的富裕人士总资产2012年有望达13.9万亿美元。李豫川/摄影
亚太区有不少国家与地区比我们国家富裕，我国在人均收入排名相对落后情形下，成为亚太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和亚太区内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国家，表明我们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相比同地区其他国家要大。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国富裕与超富裕人数较为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依然较大规模存在着———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需要帮扶的人口还有1亿左右，其中绝对贫困人口有2148万，低收入人口3550万。
从理论上说，富裕人口增加的财富，会部分传导给非富裕人口，即富裕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在客观上对非富裕人口收入提高起到带动作用。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带动效应，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与地区显现较为明显，而我国的国情是农业人口占人口数量的大部分。而且无论富裕人口增长多快，一个国家总会存在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与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导致收入始终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口的存在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发展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表现尤为明显。所以单纯倚靠富裕人口的增长达到减少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目的不现实。
尽管通过合法手段致富的富裕人口增加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能够享有较高生活水平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追求目标。而对于一个国家与地区来说，唯有整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社会贫富差距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才会具有社会长久稳定的坚实基础。而按照罗尔斯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富裕人口财富的增加能够相应惠及最困难群体，才能说是符合正义的要求。就此而言，在少数人财富增加的同时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状况，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们矢志不渝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就应当在少数人先富的同时不断促进大多数人的收入与福利水平提升。
现在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是，一个社会呈现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纺锤型收入结构，有利于实现和谐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裕与超富裕人口数量增加较快，而贫困人口减少缓慢，实际上是社会收入结构向着哑铃型演进的体现，是与通过不断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层数量的纺锤型收入结构演进方式不相符合的。可以说，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与固化中产阶层数量，比富人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呈现出社会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与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相对缓慢的趋势。在这种经济社会格局下，国家与政府应当通过增强对于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适度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竞争公平度与法制建设水平在内的多种途径，及时进行制度建设与完善，并由此控制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魏文彪）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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