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舆论监督万万不能。在铺天盖地的舆论监督面前，官员们既要有一定的肚量，也要有相当的定力。
哈尔滨市命案中，网上的舆论瞬息万变。一会儿一边倒痛骂警察打死人，一会儿感叹"提辖拼衙内"，一会儿又怀疑警方公布的材料，"挺警"和"批警"的声音此起彼落，让人目不暇接。令人振奋的是，民意始终倒向他们认为正义，至少是相对正义的、弱势的一方；让人深思的是，民意也会呈现出片面、武断的一面并随着真相的此隐彼现而倏忽变化，其中以社会情绪和纯粹道德来干预实践的倾向也时有体现。哈市命案后，如何对待包括网上民意在内的舆论监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近年来，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作用越发明显，笔者认为官员要防止两种极端，一种是看到报纸、电视、网络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或评论就火冒三丈，动辄打压；另一种是在舆论监督，有时是各种"声讨"面前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地随着社会议论的旋律狼狈起舞。这两种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摆脱社会舆论的指责，让舆论满意，把维护自身完美的道德形象当成首先保证的重点。
舆论的方向和掌权者的方向，在古今中外从来都是一对恩怨难分的命题。古代"文死谏，武死战"是为臣者的最高道德典范，但"文死谏"的阐述中，隐藏着舆论对掌权者的某种强制。在文臣对君主的进谏中，往往含有预先的真理在握，权力弱势的一方，似乎首先掌有道德、正义和正确性的筹码，而拒绝谏言的一方，和"防民之口"的昏君，也似乎没有多大的距离。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道德卫士自许，很难摆脱从诗经时代就有的对当权者"耳提面命"的"帝王之师"情结，经常执着于自己看到的道德和真理，而忽略政治上必须和黑暗面妥协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千纠万结，以至于有"清谈误国"一说。在另一方面，掌权者不仅必须在现实政治中实现光明和龌龊，正义和邪恶的折衷，还不得不坚持道德形象的完美无缺，所以对于舆论上的指责，往往进退失踞，甚至强权"止谤"堵住悠悠众口以维护自己的形象，更由此出现形式多样的文字牢狱。这样的文化背景，对中国当代舆论监督的双方，必然有着耐人寻味的影响。
笔者在求学期间，一位经济学的学者曾经在讲台说过："我骂我的，他做他的"。这或许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之间非常理想又非常有趣的互动，也可以给舆论监督的双方提供一定的借鉴。这位学者的意思是他看到政府的一些政策不符合经济规律，忍不住要说，甚至忍不住要骂，而且把这一切指出来也是经济学者的职责所在，政府必须允许他说，甚至允许他骂。但是如果政府真的完全听他的，那他倒会心虚了，不是对自己的专业没信心，而是他也明白，政策的实际操作除了经济学规律，还必须考虑这一学科之外的诸种因素。
同样的，当政者的"允许骂，但可以不听从"，舆论方的"要骂，但不一定要求对方听从"，这种兼容的思维是对"文死谏"和"止谤"之间的对扛方式的一种修改，事实上也是近年舆论监督和群众议论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理性的态势：群众坚决行使自己批评的权利，但不强求官员完全听从自己的批评；官员容忍舆论的道德挑剔和可能出现的偏差，但在实践中综合各种因素做出独立判断。
群众当然有权利从完美主义，从道德高度来对当政者的行为提出要求，进行指责，使他们不至于和理想与道德离得太远，但必须认识到，"当家才知柴米贵"，除了道德层面，当政者还有无尽的苦衷和繁杂的制约，他们必须做出综合的选择；而当权者必须允许群众提出他们未必能完全做到的各种要求，在现实操作中尽量地加以考虑，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听骂声就慌张失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以清醒的头脑，做出有效和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必须在群众的批评中，看清自己的选择和道德、 理想的轨道大抵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并时时以此自警。（庄华毅）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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