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与死的观念，似乎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古人曾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从传统价值观出发的。但我想提出思考的是：对于个人，生与死的观念是不是该一直用这个价值观来衡量？
我先举个例子：50版60版的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第一届少年大学班（11岁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宁铂先生，前些年，这个曾经在粉碎四人帮时代后第一个上少年班的“神童”选择了以出家的方式度自己的余生。在很多人看来，这无法理解，可在宁铂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来看，这未尝不是宁铂先生对余生的最佳选择，因为他要寻找的是一种自己心灵的宁静，而出家为寻找这种心灵的宁静提供了平台。
再把话题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
25日中午1点过，重庆《红岩》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知名女作家王英（笔名越儿），在四川参加笔会后，因笔会过程中有人开她玩笑，出言讥讽且玩笑开得过分了点，让她受不了，回到重庆的家里，便从14楼纵身跳下结束了她38岁的年轻生命。（来源：华西都市报 ）
王英到成都参加散文家论坛，23日在锦里留影
事情发生后，有人惋惜，有人感慨，更多则认为风华正茂的美女作家为何就此轻生，是不是对生命太不尊重了？
其实，作家因某种原因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的例子已很多，并且还引发了后人们以各种方式去解剖这一现象。从屈原到海明威、到老舍到三毛到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再到去年的湖北诗人余地昆明自杀，一直让人们扼腕叹息。可事实上，每一个自杀的作家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而每一次用传统价值观念来衡量，这些人以自杀这种方式结束生命都是非常有失一个作家的水准的。但我想说的是：在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我们是不是不该用太多的指责来面对这些天堂上的灵魂？我们是不是也不该去大惊小怪哗众取宠？
无论是情感还是压力又或者是当初的环境，一个作家在这个世界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她）对自己的价值观已经完成了最终的研判，选择自杀处理自己的“皮囊”，这也是他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权利。比如：她认为自己有生之年已经实现自己的价值，存在已没有必要，他选择去另外的世界寻找自己的新的“人生”，这对于他来说，也许活着比离开这个世界更有意义，所以他去了。
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体系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是不值得去提倡这么做的。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就包括对生与死的观念以及对其方式的选择。所以，即便是作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品平论足，该干嘛就干嘛去，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昆明张三）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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