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还在宣泄着它的威力，从前年个人住房信贷市场的危机演变成去年欧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所导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全面性的流动性危机，目前又因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严重恶化所导致企业债市场和商业信贷市场的债务危机。与其说目前是第二波危机的到来，还不如说从去年开始欧美始终没有走出流动性危机的困扰，因此，企业债市场的危机和今后金融机构的破产潮都是流动性危机的后果。所以，如何解决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将直接影响到基本面恶化的程度和规模。不管怎样，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群都陷入了深刻和痛苦的反思:
首先，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让广大“在过于复杂的投资技术面前表现出单纯和无力”的国内大众和海外投资者，完全失去了长期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威力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充分信任。今天，全球还在通过贸易的萎缩和资本外逃的方式在承担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所扩散的市场风险。
其次，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越推越深。尤其是当1999年美国技术创新引领世界经济的强国战略受阻后，美国的金融创新的急速发展又回笼了大量国际资本，而没有出现因为IT泡沫崩溃所带来的美国经济深度衰退，从而滋生和加大了美国大众透支的消费模式、金融创新滥用带来的泡沫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于是，在缺乏国际共同监管和政策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所隐藏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是迟早的事情。
第三，从技术创新泡沫的产生、破灭到金融创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的“强国”战略贯穿了始终，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正是靠着这种大力又大胆的扶持市场的政策比如住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军事政策等 ，美国今天已经站上了世界产业链上最能创造财富的两大高端位置:一是产品设计和研发所带来的“品牌”和“标准”创造的高端优势，二是财富汇集和管理所带来的“定价”和“风控风险控制 ”服务的高端优势。“创造”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因为后期要购买无法选择的生产投入“资源”而可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支付美国开出的“天价”；“控制”则暗含着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前提条件下，美国政府会通过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来“左右”世界财富的价值。
总之，美国的这两大高端优势，形成了互相增强的促进效果。直到本次“百年一遇”的危机爆发后，世界才真正意识到共和党过去为什么采取了不断降息和减税的温和手段来“救市”的真正用意，也让人们越来越担心奥巴马的民主党在今天世界对美国越来越失去信赖的大环境下，会继续为了维护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而去上演“以我为中心”的保护主义闹剧——有时会显得赤裸裸，比如，用国货，雇国人；但有时口头上也会高喊“拥护自由贸易”，可实际行动上却处处斤斤计较，与国外大打贸易战争。
于是，从上述这些深刻的反思中，人们自然会对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提出很多不满的抱怨和探索新的治国道路。
首先大家都会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意义究竟何在？按照美国倡导的理念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得益最大，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化环境中爆发的危机，总是发展中国家受害最深。这次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对美国自身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国家在危机爆发中所受到的冲击。具体而言，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出现因为大量资本的外逃而让美国经济陷入一种不可收拾的衰退境地，相反，韩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这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优等生反而却因为国外资本利用自己开放的金融环境而大举撤出，造成了自己的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甚至连日本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在叫苦连天——反思自己因为从投资和贸易方面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于依赖，却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困扰，“无奈地”成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陪葬品。
其次，人们会探索摆脱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所造成的今天世界经济衰退的解脱之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标准”和“市场”的依赖，已经使得美元的网络效应在全世界广泛铺开，而且错综复杂，互相之间密不可分。今天世界经济突然要想和美国模式“分道扬镳”，困难不可小视。这次，希拉里访华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也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全球战略上的“优越性”表现——他们的逻辑是“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挽救中国经济自己”！撇开民族情感，她的建议可能真是出自美国政府对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的“善意”。但是，希拉里不会愿意中国政府拿外汇储备去买断美国的“标准”、“品牌”、“定价权”和“风险控制权”等涉及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宝贝”。所以，希拉里的建议即使能带来美国经济尽快稳定的效果，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提高中国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中美战略关系不能只建立在维护美元主导的单边货币体系的美国自身利益上。最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开始进行有条不紊地展开，也是我们国家从单纯的贸易治国战略向高端的服务治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具体方案。我们虽然不能过于期待它能够使中国经济立刻就能走出一条新的模式，摆脱美国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和胆识却远远超过了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所留出的有限的运作空间。
第三，作为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出口导向经济环境的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都在关心中美今后战略关系会向何处发展。我们认为，当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对美国依赖的程度和探索自己与美国“错位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政府反而更应该注意美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协调。因为，美国会利用自己的两大高端优势和目前依然发挥作用的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主动“告别”自己的过去，继续不断向上攀登，如果下次还是美国再次创造了新的“品牌”和“标准”，而且利用他们又给大众带来了更高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么，我们的自主创新所支撑的“错位发展”战略，能否伴随人民币的国际化，接近美国所占据的两个高端优势，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从时间、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上看，短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做到立刻赶超，那么，我们就要十分注意美国制定标准的动向，比如，新能源、废气排放标准设定等，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伴随这种标准变化的商业动向和市场动向，相反，只管自己对原油、铁矿石等工业投入要素加大战略储备，并满足于现有的工业大生产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美国主导的“标准”改变而使得我们的产品大量过剩，失去竞争力和财富创造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新能源产业的振兴计划可能要比房地产的振兴计划意义更为深远。(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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