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两会已经拉开帷幕。在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一如既往地提出各种议案，内容涉及广泛，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只要是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两会上就有相应的声音。因此，我们对代表、委员们所做的工作表示尊敬。
尽管如此，在两会会堂之外，公众对代表、委员们也存在着复杂的舆论态度。特别是，一些建言提出后，往往因为语出惊人，公众舆论的反应会变得更加强烈。甚至，网络上有人直接将这类惊人之语称之为“雷人语录”，以表示建言与自家的理解存在很大出入。
最近的例子是，有医药卫生界委员于两会上称: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并建议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这类“雷人语录”，的确让人很难理解。至少，从话语本身看，它疏离了人们对于医疗问题的常识性判断。
当然，舆论有强烈反应，并不表示有冲突效果的建言就该被否定。在两会上，理应存在着富含冲突的利益表达。代表、委员们不仅要敢于说话，也要敢于说“雷人”的话。有表达上的冲突，才会展现利益上的冲突，才会有利益博弈的过程。这也正是公共利益产生的必经阶段。问题不在于语言是否雷人，而在于代表、委员们提出建言时，其利益指向是否直接、明确？
没有直接而明确的利益指向，就意味着代言身份还未明了，意味着惊人的语录或许只求表达的意气，而无需为此负责。这里所谓的负责，不仅是指会议前后的尽心尽责，更是指对自己所代言的利益主体负责。有如此明晰的责任，方有议政能力的要求。毕竟，作为利益代言人，不仅要具备表达的欲望，还要具备推动决策的欲望，即推动议案走向提案，使得代言利益最终落实的欲望。
为自己所代言的利益主体负责，这是代议制的政治功能之一。还以医药卫生界委员的建言为例。他们提出建言时，是否考虑到了建言的实际影响力，是否考虑过其建言能否形成利益的博弈能力，进而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明知是常识的判断，却说着与之相左的话，可能就成了毫无影响力的代言。这可能不是负责任的代言。清楚医药界的立场，与清楚自己背后的具体推选者与监督者，这所产生的建言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清晰地知道为谁代言，知道背后站着的监督者具体是谁，会场上的话就是需要反复斟酌并考虑日后执行效果的。
以代议制的政治功能为分析的前提，我们再看舆论之于代表、委员们的反应，可以得出两个向度的结论:其一，代言机制起到了作用，舆论会更加注重两会中议案、提案的具体流程，即着眼于过程；其二，机制作用有限，舆论难以关心过程，反而会更看重代表、委员们说了些什么，说得好不好听。
总之，我们希望的是，今后舆论会更加注重议案、提案的具体流程，而不是一些语录效应。一个成熟的代言机制，要让人们思考自己该信任哪一个代言人，要关心自己的代言人执行工作走到了哪一步，而不是制造了何种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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