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三一九枪击案五周年，吕秀莲亲撰发行专书《透视三一九：一个真相，一个台湾》。
案发当年，对这宗奇案强烈质疑的群众呐喊：“没有真相，没有总统！”现在，吕秀莲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则说：“没有真相，也就没有台湾，至少，没有民主团结的台湾。”
有人认为，倘若没有那两颗子弹，陈吕配或许在二○○四年大选就不可能以三万票的差距幸胜；吕秀莲说，她是三一九的受害者，却同时也是因三一九而取得政权的得利者，如果没有办法对三一九案找到事实，这种质疑对她是永远的侮辱。她似乎要说，因为不愿蒙受借枪击案诈取政权的质疑，她要追寻真相。
吕秀莲的疑惑，正是多数国民的共同疑惑。多数国民如今对陈水扁在第二任四年的祸国乱政深恶痛绝，但更根本的疑惑却在陈水扁是否借操作三一九枪击事件而诈取政权？摆在国民面前的事实是：无论三一九的真相如何，但陈水扁因该案而侥幸取得政权，以及因该案而使得其统治正当性动摇，这种不稳定的根基，正是形成他在第二任四年祸国乱政的主因。
吕秀莲对枪击事件的因由指出红蓝绿黑“四种可能”，但她也一概排除了这四种可能。不可能是中国（红），不可能是泛蓝（蓝），不可能是泛绿（绿），也不可能是赌盘或黑道（黑）。同时，她也质疑将陈义雄指为凶手的结论，至少认为另有共犯。她不认为陈义雄是自杀而死，也不认为在实验情形下的“零点六三秒／一枪两弹”是陈义雄这类外行人可以达到的技术水准。（因为，在徒手持枪射击时，首次击发后的零点六三秒，因后座力，枪口朝天，即使勉强二次击发，子弹也“绝对”不可能射在陈水扁的肚皮上。）吕秀莲最大的质疑则是：“为何第一枪（也是唯一可以证实在现场开的一枪）是对我而发？”
吕秀莲排除了红蓝绿黑四种可能，但她却未提及在逻辑上必定存在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陈水扁自导自演。其实，对许多国民来说，在三一九枪击案尚无一个可昭公信的结论之前，陈水扁自导自演仍是不能排除的一大可能，甚至是最大的可能。
在吕秀莲心中，显然有此种质疑。吕秀莲在遭枪伤后说，她是“为全体台湾人挡子弹”；但是，性好渲染操作的陈水扁，照理说也当大事宣扬他为台湾人遭枪击的悲壮行迹，却竟然迟迟不对枪击事件“定性”。一直到将近四年后，陈水扁始首次指此一事件为“暗杀”。案发后，吕的激动，与扁的出奇低调形成明锐对比；吕的急于追寻真相，也与扁的全力扼制调查成为强烈对照。吕秀莲说：“扁没有像我这样很明确要查到底。”
三一九无疑仍是一个“疑案”，陈义雄的故事绝对不能混充交代，连吕秀莲也不能接受。国民现在看到特侦组如何认定陈水扁一家犯贪污罪，而陈水扁一家又如何地作无罪抗辩；倘若当年三一九专案小组能以今日特侦组起诉扁家的严格标准来认定陈义雄的罪嫌，或陈义雄今日能死而复起以陈水扁及其律师团的财力与能力来为他辩护；请问：以专案小组这种画鹄射箭的手法，岂能、岂敢、岂可指陈义雄为凶手？
陈水扁的人格核心就是一个“骗”字。例如，当年吴淑珍一场意外车祸，被扁家编造成“政治谋杀”，而成为扁家一世的“政治资产”，但那根本是一个骗局。又如，陈水扁此次被押，两次绝食，扬言“不想活了／以死明志”，也是苦肉计的骗局。那么，三一九枪击案，是否也是一场骗局？一场自导自演？一场以自残自伤来诈取政权的世纪骗案？在在予人想像空间。可以这么说：当陈水扁的人格底蕴暴露得愈多，当陈水扁匪夷所思的诈骗手法重复使用得愈多，国民对三一九自导自演的质疑也必然更加深重。
吕秀莲的疑惑，正是多数国民的疑惑。五年前，吕秀莲膝盖在现场被击中的那一枪（也可能击中致命部位），或许只是要在事后“证明”陈水扁也在现场中枪的安排而已。吕秀莲的现身说法，当然未能“破案”，但毕竟更加确立了三一九枪击案仍然是“未破疑案”的地位！
吕秀莲没有说出的第五种可能，莫非正是多数国民深信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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