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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来自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等地的尿毒症患者，在北京通州区白庙村一个院落，组建一个“自助透析室”，里面有三台透析机。他们签署生死合同：“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合伙人无关，一切都自行负责。”他们知道私自组建透析室是违规的，但在医院高昂的透析费用面前，他们选择了违规。他们说：“我们的原则就是，活着。”(3月26日《京华时报》)

这事让人想起上月河南农村女孩冀小燕得上怪病，无钱医治生命垂危，为挽救女孩，几名热心村民自制山寨呼吸机一事。两个事件，都是贫困的农村患者铤而走险放弃专业治疗而选择自我救治的极端例子。

这些新闻还让人想起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称：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不知道他们看到以上新闻后，还会不会说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了？类似新闻一再出现在城镇困难群体和农民身上，发再多的感慨都觉得无力。它一再提醒我们一个常识：新医改的核心只能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至于其他类似院长负责制、基本医药制度等专业范畴的争议，普通百姓是很难置喙一二的，他们的原则就是：“活着。”在这个新闻里，有一个细节：一个病友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即便是互助“家庭”里100元的透析费也无力支付，家人打电话来，问是否可以先透一次，等以后卖了房再把钱送来。“透析家庭”的回答是：“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如果是医院，态度又会是什么样呢？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你我，没钱就治不得病，只有出院等死。生活有时候很无情。举债治病、亲友输送力所能及的帮助、高昂治疗费如噬人的老虎、听天由命、因病致贫……这个严峻现实，不知上演了多少次。

因此，通州这个10人组成的“透析家庭”，可谓病困而无力群体的一声声泣血呼告：无论医疗方案如何革新，如果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就不能称之为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