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弥合这种公权与法律救济的“断裂”呢？显然，那就是赋予公民在特定危急情境下进行私力救济的权利。在此，我先想例举一些国外关于私力保护物权的规定。比如，德国民法第869条规定：占有人可以强力防御禁止的擅自行为。以禁止的擅自行为侵夺占有人的动产时，占有人可以强力当场或者追踪向加害方取回其物……；瑞士民法典第926条规定：占有人得以暴力保卫其占有物不受他人非法侵夺。他人以暴力或隐蔽的方法向占有人夺取其占有物时，不动产占有人得直接驱逐侵害人。很显然，国外这样的法律规定还有太多太多，其中都有允许占有人以“强力”与“暴力”手段来保卫物权，说到底，这种法规其实就是通过赋予私力救济的权利，来让公民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不难理解，这样的规定与我国的正当防卫属于异曲同工的法治理念。在公权救济失灵的语境下，物权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危急人身安全的侵害占有行为，实施自力防御与保护、自力夺回与守护，其实与正当防卫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不妨再联系一下辽宁省本溪这起“住户冲突中将强行拆迁者刺死”事件的当时情境，被拆迁户张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了保护妻子以及十个月大的孩子的生命安全，在危急情况下刺死强行拆迁者，这完全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的防卫。现在，法律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提供事后必须的救济，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呢？
不论是从国外法律关于物权的私力保护规定，还是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都完全可以在这起“住户冲突中将强行拆迁者刺死”事件中找到很好的对接。法律赋予私力救济的权利，就是为了弥补公权救济的失灵，而且，这样的规定，本身也非常符合人性。现在再联系起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过那么多的暴力拆迁事件，再想想太多太多公权力失范行为，就更应该把“正当防卫”作为助推《物权法》落地的一种法律救济手段了。否则的话，《物权法》只能沦落为一纸空文，公民财产与人身安全，也不可能是看得见的可实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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