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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个案件之间有太多的相似，梁丽案被称为“女许霆案”。受主观想象、同情弱者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容易对梁丽案可能被盗窃罪论处的判决结果，感到费解。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就认为，梁丽的行为只是涉嫌构成侵占罪，而不应定为盗窃罪。而相关司法界人士的评论认为，梁丽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算做“拾金而昧”。

　　笔者在此无意对梁丽案的具体判决结果过多置喙。笔者只是认为，相关方面在对梁丽案进行判决的过程中，应充分检视和吸纳许霆案判决过程和结果的教训——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判决的过程中，相关方面应更关注案件事实本身，不能过于被舆论的过度关注，以及公众的主观情绪牵引。原因很简单，相关方面既要考虑到案件判决对法律法规尊严的维护，又要考虑到如此影响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会对公众的情绪、认知产生的影响。

　　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影响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却可能成为以后类似案件判决时，被参考和借鉴的样本和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说，许霆案后，梁丽案判决可能出现的对许霆案的延续或是转变，影响着司法界在判断、裁决类似案件时的思路，更可能影响公众在看待“拾金不昧”等介于道德和法律边缘问题时的态度。

　　和许霆案一样，相关方面在判决梁丽案时，同样遭遇了法律文本相对性空白这一制度性残缺难题。酌定情节赋予了法官们自由裁量权，而由相关人士的分析不难看出，将梁丽的行为界定为盗窃罪、侵占罪抑或是“拾金而昧”，判决的结果将会呈现天壤之别。

　　从许霆案到梁丽案，公众之所以表现出关注热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情绪和实际法理间的冲突所致。同时，进入舆论关注视野的类似案件，毕竟只是少数，那些未能被关注的类似案件，被处以何种判决结果，难以预料。另一方面，公众更深一层的担忧是，在对类似案件的裁决上，法律文本的相对性空白、先例案件判决的示范效应，是否会影响到法官对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

　　所以笔者认为，从许霆案到梁丽案，相关方面惟有借此尽快完成法律空白文本的修补和完善，终结现实执行的模糊，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判决的意义和价值。原因很简单，如果司法制度不能跟随新案情的出现，实现及时的修补和完善，那么，很难保证类似案件不会一再地出现在舆论关注的视野，更很难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能恪守公正、公平。所以，相关方面在综合考量案情、舆情等因素作出公正、公平判决的同时，更应及时着手完成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惟有如此，“梁丽案”的价值才能被最大限度地凸显。 （李记）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