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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沟”这个词，在当代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一般用它来指两代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和沟通的现象。最典型代沟产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但并不限于此。对当下的网络论坛稍加关注就会发现，发生在所谓“80后”与“90后”之间的言语交锋异常热闹，而他们也都倾向于用“存在代沟”来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代沟，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具象的认识，但是对于代沟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应该怎样去应对等问题，一般人较少去思考。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学者对代沟问题做出过精辟的理论分析。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代表作《代沟》一书中提出“后喻文化”的概念，所谓“后喻”，是指社会上年轻的一代人掌握了与老一代不同的新知识，老一代人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得不转而向年轻一代学习，年轻一代因为掌握新知识的力量而变得越来越不安分，他们开始质疑和挑战老一代的权威，而老一代则努力维护着自己固有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两代人之间的思想观念差异逐渐显现、放大，并在特定情况下表现为冲突的形式。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代沟形成的深层原因。这一经典论述至今仍被奉为圭臬，而从中我们得到最关键的一点启示是，代沟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因素，即社会上主流的知识内容和知识流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知识转型。

　　现在我们讨论代沟问题，往往都是就事论事，对现实情况展开分析，然后提出对策，这当然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远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们知道，代沟绝不是当今社会才有的现象，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只要一个社会中出现知识转型的情况，就会伴随代沟的产生。比如之前提到的米德的研究，就是针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的代沟现象展开的。我想大家都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既然如此，应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代沟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国本身的历史中去寻求一些经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代沟与知识转型有着内在联系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历史进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的内容和流动性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被相对固化，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转型，因此代沟几乎没有发生。及至晚清，随着西方知识大量进入，中国初现知识转型的端倪，但总的来说传统与现代复杂交织在一起，代沟虽有表现但并不突出。要论中国历史上知识转型和代沟最为明显的时期，大概非五四时期莫属，以西方科学为主的新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伴的诸如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思想与旧思想、传统与反传统、保守与激进等一系列问题，都折射出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思想变革和知识转型。

　　谈到“五四”时期的代沟，大概可以列举一些情况来加以说明。首先是当时的媒体舆论中，对于“新”与“旧”、“青年”与“老年”这样两对概念曾一度展开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前后两代人观念冲突的体现。其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新旧两代的分化相当明显。最后，观念上的交锋对社会层面也产生影响，一个直接的结果是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位不断上升，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几乎成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而，我们也看到，“五四”时期的代沟并非完全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同时也有着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和谐的一面。比如李大钊在新与旧、青年与老年的观念交锋白热化之际，多次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提出两者应该“互相挽进，互相推演”，彼此都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从而有效缓和了冲突。而发生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最后也伴随着学术权威之争的流云散尽，以两代读书人共同开创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事业收尾。两代人的知识之争，最终还是以一种共同推进知识发展的形式，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究竟能够汲取哪些经验和启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代沟隐约出现到代际冲突爆发，一般都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而在其积累阶段，只要处理得当，尽可能引导其趋向缓和，努力去填补这条沟壑，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代沟扩大化。这里最好的策略无疑是调和而不是打压，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论战中挺身而出，以折中的态度进行调解的做法，应该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代际和谐作为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而从历史经验和知识转型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要实现代际和谐，关键是要形成对知识的包容心态。

　　所谓对知识的包容，一是对知识的接受，二是对知识的尊重。举例来说，“五四”新老两代知识分子在面对知识转型时，新的一代在新知识的接受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相比之下对旧知识的尊重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旧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关键则是要包容和接受新的知识。而当时的两代知识分子在因知识转型而产生代沟的情况下，双方最后都基本能够尊崇知识成长的规律，并彼此都表现出同情的理解，这一点是最值得称道的。

　　毋庸置疑，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知识转型的局面，同样把对知识的接受和尊重这两个问题摆在几代人的面前。事实上，任何知识的存在都是有其价值的，没有国界之分，也没有有用无用之别。接受新知识、尊重旧知识是每一代人都应同样采取的正确态度。有了知识的包容作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代际的包容才能成为可能，代际的和谐才能有坚实的保障。 (王鑫磊)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