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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时尚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消失。(7月6日《广州日报》)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农民工”概念消失，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能叫“市民”或“市民工”吗？可事实上，他们离“市民待遇”依然十万八千里。在城市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依然“暂住”；他们的子女依然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需要“借读”；他们依然无法享受医疗和养老等保险。

而这些，不叫农民工，又叫什么？“代市长”转正“市长”可以预期，“农民工”甚至离“代市民”的待遇和资格都不可预期。

如果因为农民工第二代都穿上了T恤、牛仔裤，就得出“农民工”概念将消失的断论，也未免太乐观了。这让我想到前不久40名外来工人员获批落户上海时，他们激动得泪如雨下的情景。一个城市户口意味着什么，只有“农民工”心知肚明。

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拿到大城市户口簿的几率小过中彩票。当千千万万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小过中彩票”，再看农民工概念消失的断论，会觉得它是多么的不靠谱。

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的眼中，“农民工”是政绩洁癖下一颗非拔不可的钉子，要用“农民工”的消失来粉饰城市的街道。于是，嫌“农民工”不好听为其改名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改来改去，唯一没有变的，是“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处境、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否会因为T恤、牛仔裤和时尚发型而发生变化，并不依赖于长官意志的有无，而取决于城乡二元藩篱的拆除与户口壁垒的突破，从而历史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