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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民工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却认定他患的是肺结核。为了寻求真相，张海超选择了“开胸验肺”。黑龙江女子代义非正常死亡，被法医鉴定为“药物中毒”。其姐姐代力“以身试药”，吃下了同样剂量的药物以证明妹妹并非死于药物中毒。

他开胸验肺，她以身试药，两个极端的个案成为民生多艰的不孤独的注脚。张海超可以不开胸，因为医生认为通过胸片足以诊断他患上了尘肺。但是他选择了危险的开胸，因为“一个人战斗”的他，只能赌上性命让鉴定机构看到鲜血淋漓的事实。代力可以不吞下整瓶的药物，因为尸检进行了三次，“药物中毒”的结论似乎已经铁证如山。但是她选择了以身试药，因为除了自己吞药以验证之外，她没有其他办法来推翻法医的结论。理论上维权的道路有千万条，对他们而言能够侧身而过的只有一座赌命的独木桥。

你可以谆谆教导张海超走依赖制度维权的道路，但恰恰是现行的职业病鉴定制度将他推入绝望的境地。按照制度，只有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才具有认定职业病的法律效力。因此，该所才敢于置其他医院的诊断结论于不顾，将张海超认定为肺结核患者。按照制度，张海超要被认定为尘肺，还必须由其所在单位出具种种材料以“自证其罪”。因此，张海超注定了不可能从单位获得任何帮助。按照制度，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和职业病防治所就是挂着两块牌子的一个单位。因此，即便张海超不服防治所的鉴定结果，也没有信心跨入同一个门槛去寻求公平。

你可以娓娓劝说代力等待法律的正义，但恰恰是一次次“依法”的鉴定让她逐步加深着不信任。尸检期间，妹妹代义的器官丢失。原本一个半小时的首次尸检过程，录像只能放出短短五分钟。这样的意外，是巧合又叠加了巧合，还是隐藏了某种秘密？近年来，法医鉴定的公信力屡屡受到质疑。2000年6月，辽宁鞍山的连丽丽被民警尚尔琦强奸掐死。然而，鉴定结果却是急性胰腺炎死亡。2004年，河南省周口市一名小贩被警察殴打后从楼上抛下致死。同样令人痛心的是，三次法医鉴定都认定死者是高坠死亡。尽管两起案件最终都得以大白于天下，但法医鉴定的中立性却遭到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对张海超、代力们来说，赌上命来只要能够达成维权的目标，就算是心意已足。代力在“以身试药”前曾交代家人，我如果死了，就算给妹妹陪葬，官司不打了；如果我今天死不了，就要把官司打到底。惨烈至此，夫复何言。他们的抗争似乎也换来了一定程度的柳暗花明，职业病鉴定机构面对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承认“你们有新的证据，可以申请重新诊断”。而代力试药未死，也终于得到著名法医专家王雪梅的技术援助。

然而，一切都远未到维权成功的地步。张海超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记者一走出职防所就告诉他，复诊要等到2010年5月。同样是在郑州，已经有一个尘肺病人未能等到程序走完就已经去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张海超的凄凉。尽管代力等来了“排除药物中毒死亡、不能排除他人扼颈并捂压口腔致死”的最新鉴定结论，但是她妹妹的死亡至今未被当地警方立案。一切都仍是一声叹息。舍弃了对于鉴定制度的深刻改革，舍弃了对于弄权和渎职者的严厉追究，即便张海超、代力的遭遇日后或有些许转机，也无法改变更多的人被赌命式维权步步紧逼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