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败露，根据举报有关部门对他作案前调查。他一边向组织表白清廉，一边顶风作案：30万美元和20万元人民币，徐国元照样“笑纳”。接受调查期间，是徐国元受贿敛财的“高峰”。仅2007年，他就“进账”1000多万元。（7月28日《京华时报》）
内蒙古赤峰原市长受贿案开庭 夫妻同堂受审
徐国元6年受贿3200万元，年均敛财530多万元，他接受调查后的年份受贿反而增加了一倍。这除了说明他不思悔改、不加收敛的一面，还反证了我们的组织监督是无效的。一个市长已经发现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亡羊补牢，采取严格的监控措施。
首先，是及时限制他的职权，让他无法再用公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换钱。包括停职、调离等组织措施，都可以遏制他继续违法犯罪。如果，仍然原职原位，只是一查而过，轻描淡写，无疑是放虎归山，从根子上说，不是爱护干部，而是害了干部。
其次，是严加监控他的社会人际交往圈。他的受贿总是在与职权范围相连的人际交往圈中进行，违反工作程序、组织纪律的异常人际来往，其中必然隐藏着猫腻。
同时，是监控他的家庭财产反常流动。我们一直强调银行存款实名制，但是，联网监控形同虚设。包括，他本人和他的亲属超过正常经济收入的现金流量，都可以从中发现非法收入。徐国元贪妻李敏杰持有百万元银联卡，特虎生房地产公司不明现金汇入，都是其受贿的明显迹象，这些蛛丝马迹都是组织监督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在监督方面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玄，那么组织监督太软应该是问题的要害。同级监督最大的问题是同体监督，无法监督老一。纪委书记一般为党委副书记或者是党委常委，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解决不了对一把手的控制。监察部门受制于行政首长，行政体制较为普遍的是一把手说了算，如果让监察部门去监督他的顶头上司市长等于要了他的命，除非他有舍得一身剜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这在全国尚无先例。因此，徐国元顶风作案缘于我们的监督体制失灵，他不是监督部门人员的思想觉悟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体制性诟病。
对于这些问题，全国不知有多少人提出过，高层也不是看不到、不知道，而是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这个问题不突破，党内腐败的问题就只能是停留在治表不治本阶段，大大小小的贪官就会不断地在旧的体制上每时每刻地滋生着。（孙金栋）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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