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醉驾新闻令公众舆论定焦于此，回望一下已有月余。能够持续引发媒体热议、公众参与，足见醉驾问题的解决对于民生及法治的重要意义。纵观各类纷纷籍籍的建言，无非立足于执法、司法途径与立法途径这两个方面。
在执法、司法途径方面，不少地方为平息一些恶性醉驾事件所引发的民怨，均强调或重申了从严整治、重典应对的决心。如浙江省宣布将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行五条常态严管措施，对于酒醉驾车的一律处15天拘留。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辉忠表示，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要坚持“零容忍”，要让驾驶员“谈酒色变”。于部委方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近日表示，对酒后驾驶即将进行专项整治，并且，将会同文明办等单位，把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纳入文明城市测评和单位内部管理考核，另一方面，将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将酒后驾驶与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提高车辆保险费率，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
应当说，这些举措对于遏制醉驾是有意义的。然而从网上的多数舆论来看，仍以质疑或怀疑居多。网民们或忧心职能部门只是一时作秀，或预断此类专项整治的成果难以维持长久。但不管怎么说，在执法领域和司法领域，毕竟已有了一些动作，如何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贯彻始终，不独需要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努力，也需要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持续监督。
而在立法途径上，尽管公民建言颇为火热――诸如某某律师上书人大常委会，某某评论家建议“危险驾驶罪”或是“醉驾罪”等等，在民间层面都有其庞大的支持团队。这从网上的新闻跟帖中即可窥见一二。有民意如此，推动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未见过立法机关的官员作出正式的回应。或是笔者查证未周，至少笔者还没有看到有人大代表公开宣称愿意将这样的民意传递给立法机关。每年的人代会上，总有不少根本不成其为议案的议案“雷”倒广大民众。这些议案的背后，是民意的缺失，也是代表职责的缺失。如果说是因为代表均为兼职的属性使得他们长期以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收集民意，那么，这些已经深入到公众舆论中的民意理应得到代表们的垂青了吧！
在笔者看来，醉驾入罪的民意认同已然形成。接下来的任务不是要继续大谈为什么醉驾要入罪，而是要在立法技术上进一步深入讨论醉驾以何种形式、何种罪名、何种程序入罪。更为关键的是，在民意认同已有一定基础之时，热心公共利益的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也应该将自己的眼光放在立法机关及人大代表上。我们应该、也可以学会立法游说―― 上书人大虽是游说的形式之一，但鉴于多年来这些“上书”的结局大都如石沉大海，因而在游说的策略上，理应改为游说代表优先。一方面，人大代表要主动收集民意，反映民意；另一方面，民众也要向人大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人大代表正视民意，传递民意。当多数公民都不再满足于“被代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才会在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勃兴中得到拓展。从醉驾入罪开始学习立法游说，这将是公众舆论的体制化出路，也是最为平和与理性的出路之一。(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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