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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闯，22岁，浙江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他提出了办理健康证的申请，并最终拿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雷闯把这一天称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争取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重大胜利。”他说。

雷闯向记者展示其领到的食品卫生类健康证明

　　以往，关于乙肝歧视的新闻，带给我们的，都是悲伤。因为乙肝找不到工作、考上公务员不能被录取的事例，已经太多了。有的人还能理性维权，比如安徽青年张杰诉讼公务员考试体检。但是，也有人因为乙肝歧视所逼走了极端，刺死人事科长，比如周一超。这一次，雷闯，这个22岁的小伙子，带给了我们喜悦。通过个人权利的突围，这张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确实是争取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

　　权利从来不是坐享其成的。雷闯通过争取申请健康证，其意义也正在于此。雷闯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一张健康证，而是在争取应有的权益。所以，这张健康证，它的象征意义在于，公民权益博弈之后的突围。它的实质意义在于，打破偏见，衍生出更多张健康证。

　　然而，我对这种单兵突进式的个人权利突围，谨慎乐观。在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根治乙肝的现实条件下，公共管理部门更应该采取更得力的措施和制度，杜绝新生的“携带者”。

　　众所周知，当前医学界已经达成共识：遏制乙肝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新生儿进行规定时间内的强化免疫接种。从农村新生儿乙肝疫苗入手，积极、正确地接种预防，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乙肝流行状况的必要途径。如果说周一超、张杰、雷闯的不幸，是因为医疗条件限制的话，那么，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公共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从1992年开始，我国在计划免疫里列入了乙肝疫苗，但它不像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等疫苗一样强制接种。目前，我国的新生儿总平均接种率还不到60%，东部城市接种率可达到85%以上，而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则低于20%，个别地区甚至仅为2.1%。显然，这种强化免疫接种并没有得到“强化”。

　　按说，单单一个乙肝的强化免疫接种，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能也？是不为也。强化免疫接种得不到“强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一边是权利在艰难地突围，一边却是新的被歧视群体的“后继有人”。

　　如果权利突围，没有公权力的相辅相成，那么权利难免身单力薄，即使通过个体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突破，也可能仅具有象征意义。权利已突围，权力不能再散步。所以，权利突前，权力要断后，用权力保障权利突围。乙肝歧视是这样，其他涉及民生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也都是这个道理。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