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东莞接连发生几起殴打记者事件，为此，中国新闻社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驻莞媒体共同致函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请求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善待媒体、维护记者权益。刘志庚书记获悉后高度重视，并批示——关心、尊重、善待媒体是东莞市委市政府的基本职责和要求，将向东莞全市下发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的意见。
作为媒体自身，我们为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关心、尊重、善待媒体的态度而高兴。在他对媒体的一贯支持和真诚对待下，我们相信，东莞个别单位人为设置新闻采访壁垒、一些不法分子殴打新闻记者的现象会得到改善，记者的正常采访权益也会得到保障。
其实不光在东莞，在全国范围内，近几年记者挨打事件也时有发生，而且很多记者都是在正常采访过程中被打。殴打记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一方面源自于有些人、有些单位习惯了捂着事实真相，本能地将记者挡在门外，不想让媒体报道，不想让公众知情，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千方百计阻挠记者采访；另一方面也和有些地方和单位对记者采访权的保护不够完善、对侵犯记者采访权的惩治不力有关。
记者不是去寻衅挑事的，而是去采访报道的，是将客观事实告知于公众的。法律赋予了记者采访权，正常的新闻采访理应受到法律认可并予以保护。在这方面，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就专门下发《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强调“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而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为记者采访权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围攻、殴打、伤及人身权利时，人民法院应对违法者依法惩处，坚决为记者提供司法保护；《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规定，对阻碍新闻舆论监督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安徽省宣城市出台《新闻舆论监督跟踪问效暂行办法》，要求各机关单位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并应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应……
而且，记者的采访权是一种公权，它与普通民众之私权不同，记者是在行使一种公共职能，其采访行为本身是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而，记者的履行职责也是在执行一种“公务”。不久前宣判的“山西警察进京抓女记者”案，某媒体记者的身份即被法院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既为国家工作人员，那么，记者的正常采访行为就应被认定为是在“执行公务”。
既然记者采访也是“执行公务”，那么从本质上来说，正常的新闻采访和警察的调查办案就没有什么区别，殴打记者，就是妨碍公务，其罪行就当如同“袭警”一样论处，强行抢夺记者的相机、录音笔，其性质就和抢夺警察手中的枪支一样。区别的只是记者没穿制服，但记者代表的是报社形象，记者采访权代表的是舆论监督权。
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少有人将阻碍记者采访、围殴记者的性质视为妨碍公务、罪同袭警。记者自身安全尚且难保，还谈何舆论监督！鉴于此，不妨考虑以等同于“袭警罪”的妨碍公务罪论处殴打记者的恶行，为保障舆论监督权创造最起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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