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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关于要“坚持和完善”体育举国体制的谈话，又引起一些涟漪，有论者认为“举国情结增强不是好现象”，把“举国体制”问题上升到“能否剥离强加于体育、科技等领域之上的政治色彩问题，让国家事务彻底回归到民众权利范围内的问题”。

我以为这是一种“逆向政治正确”，即：只要涉及到国家意志、统筹安排，就是不好的、强加的，以此得到的胜利也是不入流的、不高档的。

这种对体育竞技的看法，似乎还停留在顾拜旦时代，认为体育比赛是一群绅士间的较量。

如果是这样，中国运动员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较量，因为他们都不是绅士。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农民，很多人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而艰苦训练、放手一搏。外国传媒对去年中国奥运金牌得主的访问发现：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教育水平不高，很多人拿到奖金，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买房子”。

如果抛弃举国体制，中国运动员将只能出自富家，或找人赞助自己从小学开始的训练费用，待他们扬名立万，再用广告收益来偿还。

反对”举国体制“者居然也拿足球说事，用“没有哪个足球强国搞举国”为例。其实丑陋黑暗的中国足球，正好说明了，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在法治、经济等方面，根本无力支撑体育职业化；如今大概只有头脑被门夹过的父母，才会把孩子送进职业足球俱乐部，那是毁掉一个孩子的最快途径——吸毒、小姐、涉黑、赌博、打架一应俱全。

举国体制当然不是万试万灵。专家就直言，举国体制的优势更多体现在那些较少人关注或者说市场化运作程度不高的项目上，像三大球这样的集体项目，在国外早已实现高度职业化，举国体制本身并没有优势。

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赌博集团用特工手段对付约翰逊，到今年的“鲨鱼皮大战“，再联想到中国办奥运会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事情板上钉钉：体育是政治、科技、经济等综合国力的残酷较量。

只要看看北京奥运会金牌榜前十名都是G20集团的成员，就会明白这一点。（李煦）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