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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等机构合办的世界大学排名2009日前揭晓，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再次位列全球高校50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名第24位，在亚洲仅次于排名第22位的日本东京大学。（10月8日新华网）

前十名被美英瓜分，而大陆只有清华大学挤进前50名，香港则独中三家，且排名都在清华之上。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多人质疑它背后浓厚的英美意志和价值观，似乎是在为一向引以为豪的清华北大抱不平。其实大可不必，平心而论清华排在49位并不委屈，而北大无缘前50我们也可以接受，唯一令我们疑惑的可能是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会比清华北大排名靠前。据说这次排名主要根据是各大学的学术表现、雇主评价、学生及教授国际化程度、师生比例及论文引用情况等。这么一来，且不论学术表现及其他指标，经历过100年英国统治的香港加之其国际经融中心的地位，学生及教授国际化程度显然较大陆高校高很多，上榜的三所香港大学基本都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据笔者所知，清华北大大部分课程还是以中文讲授为主。客观地讲，国际化这一块上大陆高校要短期内赶超并不十分可能。同时，科研经费不足也是制约大陆高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充足的科研经费是高校开展各项科研活动的前提，但大陆高校的科研经费相较香港的大学而言却是少之又少，例如清华2001年科研经费为8.5亿人民币，香港大学每年政府拨款则为42.4亿，香港科技大学为13亿左右，均高于清华，而2005年北大的科研经费甚至只有6.5亿，科研经费的多寡后面也折射出政府对高校科研活动的重视程度。

评价一所大学学术表现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美国《Science》、英国《Nature》是国际公认的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水平的学术期刊，在《Science》、《Nature》上成批地发表论文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

但以1998-2002年为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陆顶尖大学共在上述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篇平均每校每年0.625篇，而同期哈佛大学在两刊上发表论文共计387篇，平均每年约97篇。差距如此悬殊，但就在此前的9月29日《北京晚报》刊登消息：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介绍，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以SCI数据统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中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论文数排在世界前四位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一方面是我们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五的荣耀，一方面却是被“两刊”收录寥寥无几的尴尬，过于追求数量的背后是我们高校过于浮躁和功利化的心态。笔者曾听说一个人文学者称其每年能发表300多篇论文，在惊叹这足可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的高产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论文学术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客观原因说一千道一万也说不完，认清自身的不足才是最要紧的，过去曝光的一连串学术造假事件已使我们的学风受到了严重质疑。今年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项有3．2万人参加的调查显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在苛求学者们爱惜学术名声时，也应该好好追究一下高校“潜规则”背后的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对发表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地去抄袭，如果不是行政对高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倚老卖老的“学霸”和招摇过市的学术掮客。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件颇可欢喜的事，但如果在高校里也一味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又被置于何地？如果大陆的高校是输在了科研经费的不足上，我倒以为这是值得庆幸的，毕竟钱不够我们可以再赚，怕就怕我们输在了学术体制的缺陷和学术精神的异化上，这些不是一蹴而就便能改善的，最难的是我们要自知自觉地去完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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