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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已不是先前的那些人。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因受贿罪被判刑11年，这位曾经跟房价回落较劲的前房产局长似乎对刑期并不太在意，倒是信心满满地告知外界，自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又是一语惊天下。

对于周久耕的文学才能忽然爆发，椿桦在《珠江晚报》对其动机提出质疑。倒台官员出书，例子不在少数。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中央某直属企业海外集团负责人曲德臣、河南确山县原县长李剑华、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都是通过写书在狱中大展才华，张二江还因此减刑3年半。这位评论者担心，如果贪官动辄可以通过写书减刑，那么刑罚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贪官们声称要写书，大可视为吹拉弹唱的爱好一样，不必刮目相看。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对周久耕一棍子打死。长平在《新闻晨报》上主张，要走出“好人好上天，坏人坏到底”的思维模式。一个囚犯靠写书挣钱，要比一个官员贪污受贿正当多了。官员犯罪，当受法律制裁。但是，在他们入狱服刑之后，我们则须抱着恻隐之心，多反思制度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期待周久耕的新书出版，看看他到底会讲出什么样的官场故事来。

黄世仁是谁？是歌剧《白毛女》中那个欺压百姓、霸占民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老财。按照故事本身的思路，白毛女能不能嫁给黄世仁，那万万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一个“90后”女生的看法却是，“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

评论者对于这种“白毛女可以嫁给黄世仁”的颠覆性观点，大多显得相当宽容。马天帅在《成都商报》发表的评论认为，很显然，这名女大学生将“黄世仁”定义成了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白毛女”也是一个为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所愁的少女。与其说“白毛女应嫁黄世仁”是对权钱的膜拜，不如说是当今就业困难、生存压力之下女大学生的现实选择。这跟上世纪五十年代嫁军人，六十年代嫁工人，八十年代嫁大学生，九十年代嫁大款的婚恋流行风并无多少区别。

另外一些评论者对嫁与不嫁的是非并不感兴趣，他们讨论的是这个话题本身的正当性。刘洪波在《东方早报》上指出，当下婚姻已经变成较为纯粹的私人领域，这与白毛女与黄世仁在作品中的革命公意表达不同。私人领域是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行为和态度的地方，主张不能嫁和主张应该嫁，都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的选择倾向。《中国青年报》发表刘福利的文章，更是直指这是一种刻意的爆炒。所谓“90后”要嫁黄世仁不过是个别的看法，媒体却利用个案大做文章，把权钱膜拜的标签强加到“90后”身上。

同样让人吃惊的巨变，还发生在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身上。随着重庆打黑风暴的推进，这位昔日的“打黑”功臣已经显露出“黑社会”保护伞的原形。一个月前，文强对办案人员态度相当倨傲，声称“别想通过审问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你们审问我的方法，是我以前审问罪犯的方法！”不久之后，文强已经是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不仅招供了自己的罪行，而且写下《悔过书》，请求组织的原谅。

针对文强的表现，评论者多以“纸老虎”称之。一个聚敛了亿万家产的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一个让重庆成为“积案60多万起”的“西部最佳杀人城市”的渎职者，不是“纸老虎”而是真老虎。让真老虎认输服软，关键要看有没有打老虎的决心和力度。如本报此前社评所言，文强前倨后恭的表演，已为重庆大审判写下了最好的注脚——不是邪恶愿不愿意低头，而是正义的人们终要叫邪恶低头，正义的追求终究要揭破邪恶的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