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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10月31日上午8时06分驾鹤仙逝。人们在哀恸、缅怀这位中国和世界航天科学泰斗的同时，也在总结和思考中国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一大批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怀着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之心，抛弃优厚待遇，战胜重重阻挠，从海外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随着钱学森、季羡林等一批高寿的大师级杰出人才故去，在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领军人物所剩已经屈指可数。中国今后的杰出人才，就要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成果。

中国教育还能培养出钱学森吗？昨天，有媒体以此为题，向我们发问。这个问题提出的时间节点，恰好在教育部长周济免职，新部长袁贵仁走马上任，问题似乎只能留给新部长回答了。

钱老生前曾对温总理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是钱老四年前的“善言”，而他在九十高龄时，已经发出过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抨击：“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对钱学森、特别是他身边的科学家团队进行过大量采访。1982年，《人物》杂志第六期发表了我撰写的《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长文，198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单行本。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看过后，与钱学森、宋健同志长谈两次。那时，我采访了钱学森归国后的历任秘书，收集了他工作、生活的大量素材，准备今后在适当的时候发表。除此之外，我当时特别写过一篇钱学森在美国的老师冯·卡门的传记作品，研究过卡门对钱学森一生的重大影响。

名师出高徒。没有冯·卡门，钱学森是否会对人类航天事业做出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那就无法猜测了。冯·卡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把德国格丁根大学的民主学风也带到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畅所欲言，使钱老终生受益。他回忆说，他那时年轻，有点初生牛犊的劲儿，有一次讲完自己的论文，有位长者提出意见，钱和那位大教授争论起来。事后，卡门告诉他，那是当代力学大权威冯·米塞斯（土耳其人）。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钱和冯·卡门有一次争论，话语激烈而又尖刻。卡门被气坏了，拂袖而去。事后，卡门经过思考，认识到学生是对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卡门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旮旯的钱学森的小小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个礼，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卡门上课从不点名，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可以打断老师的讲话。钱学森归国后，力图把冯·卡门的民主学风也带回来，他以身作则，并多次以冯·米塞斯和冯·卡门的例子教育中国学者。一个老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有了民主学风，学生主动求知，这才有学术创新和超越老师的可能。无论从哪方面的贡献说，钱学森都超过了他的老师卡门，但钱学森是从卡门的民主学风这块肥沃的学术土壤中“冒”出来的。鲁迅说过，未有天才之前，首先需要泥土，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的大学教育，民主学风的土壤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