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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妇女陈玉蓉历经7个月的暴走锻炼，将半块健康的肝脏“托付”给儿子，再燃儿子生命之火。同济医院决定，免除这对母子所有的医疗费用(预计近100万元)。（11月4日《西安晚报》）

割肝救子母亲以自己的创举、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在逐步接近梦想——挽救儿子的生命。不过，恰恰是报道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引发了笔者注意——同济医院决定，免除这对母子所有的医疗费用(预计近100万元)。如果同济医院按照以往的盈亏平衡（暂且不谈盈利）原则，收取这百万医疗费用，那么陈玉蓉历经7个月的暴走锻炼、希望割肝救子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如果“求医者自负”的惯常规则依旧有效，即使陈玉蓉再次寻求通过舆论报道获得社会各界援助，对于百万医疗费是否又会杯水车薪？

因此，目前这个圆满解决充满了太多偶然性。陈玉蓉偶然地想出了以暴走锻炼“减肥”，来换取健康肝脏救儿子命的创意。媒体偶然通过报料或者别的途径获悉这一信息，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同济医院“偶然”地做出这一决定，让压在陈玉蓉母子身上的百万医疗费得以清除，最终换来了手术的启动。太多的偶然性叠加在一起，让人无法指向更广义的必然。

更令笔者好奇的是，百万医疗费的结构组成究竟是什么？毕竟我们曾经听闻了太多的“天价医疗”，甚至有儿科手术收取妇科专用费用的“奇闻”，从而形成了不少民众对医疗费用容易掺水的疑虑与担忧。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公益属性日渐消退，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愈演愈烈，导致了医院财政压力下的自我利益补偿。“以药养医”，以“药”的超额利润来贴补“医”的亏损，几乎成为医院经济人理性下的普遍选择。对百万医疗费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实是还原民众于信息不对称下的价格博弈。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众希望通过对百万医疗费的成本清单陈列、组成分析，保证这一巨额费用的知情权——虽然它不曾真正产生。

其实，就算医院给出百万医疗费的清单与解释，限于专业知识，我们也难以分辨其中的真伪，而这恰恰是当下医疗矛盾中患者权利困境的集中体现，恐怕也是对医疗行业公共责任和基本职业伦理的挑战。公众不可能掌握专业的医疗知识，却基于对“以药养医”现状的认知，而有着近乎本能的怀疑。

医疗行业从业者是正确知识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设计和个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诱导其做出逆向选择。可以说，乱收费、非法行医、红包等行业弊症，正让一个本应受到公众信赖和尊敬的职业领域声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万医疗费的义举，都会遭遇费用“注水”的质疑。

甚至百万医疗费为真，都会引发我们进一步的追问——一个肝脏移植手术都需花费百万，民众在缺乏医保后盾的情况下，如何承载这一重压？哪怕享有医疗保障，是否又足以解决患者的经济负荷？

这一切都涉及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与保障程度、医疗费用信息的公开透明及专业化的第三方监督、医疗纠纷的调解与处理等。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建立革除“以药养医”的医疗秩序，政府的医疗卫生管理理念及具体管理手段的配套改进、市场化调节与公共责任监管的动态平衡、医保之外商业性保险的“安全阀”整体完善，或许都可从中一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