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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本报对河南工伤职工刘刚的维权历程进行了报道——从1987年因公受伤到日前拿到28万元补偿，刘刚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付出了22年光阴。同一天另有报道说，在云南昆明，一男子为讨薪劫持一陌生人为人质。

近年来，在职工与企业间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上述两种维权模式一直并存，即有的职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有的则冲动地选择了暴力甚至犯罪。面对拖欠工资、工伤得不到补偿、加班不给加班费等常见劳动争议，相关法律规定已比较完备了，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也不少，但一些职工仍显得不那么理性，原因何在？

在理性维权、依法维权的路上，刘刚走了22年。而刘刚还是幸运的。劳动法律援助专业人士表示，“工伤职工经历10年维权却没有拿到任何赔偿的并不鲜见。”

职工遭遇维权“马拉松”，固然与在不规范的劳动关系中，企业一方想方设法“能赖就赖”以及相关部门“踢皮球”有关，但不可忽视的另一因素是，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程序上的繁琐和复杂，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

以工伤为例，如果用人单位不主动履行法定赔偿义务，劳动者首先要确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这一过程需要经过一裁、两审；然后进入工伤认定阶段，又需经过行政复议和诉讼(两审)；法院认可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后，进入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赔偿阶段；如果二审法院最终判职工胜诉，支持其要求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如果单位不履行生效判决，职工还需申请强制执行——所有程序走完，大体需要三年半时间。如果有人从中设置障碍，这个时间可能长达6年多。

尽管不是所有工伤案件都要经历上述程序，但如此程序设计让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都晕头转向，普通劳动者怎能不望而生畏？如果聘请律师，每个阶段都要收费；交通、通讯、住宿以及准备材料也需要钱；打官司期间很可能不能正常工作，收入也成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的高昂维权成本，打击着他们理性、依法维权的信心。于是，一些人放弃维权，一些人则失去理性，“恶意讨薪”、“暴力维权”事件时有发生。

正因此，从法律制度上尽可能压缩劳动争议调处程序，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自己的权利，正在成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努力的方向。

2008年5月1日生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取消了劳动仲裁收费，缩短了仲裁审理期限，并确定了小额劳动争议的“一裁终局”制。媒体普遍认为“一裁终局将使维权告别马拉松”。而事实上，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有限，很多劳动争议仍然要通过复杂的法律程序解决。

今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工伤保险条例修改意见稿，拟取消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并明确了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工伤认定程序将减少三成。即便如此，一个工伤案件仍需两年多时间，一些人可能根本等不到胜诉那天。不少专家表示，“程序还能再减”。

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效率，可以做的努力还很多。比如拓宽职工维权的渠道，让工会、调解组织真正发挥作用；建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增设劳动法庭，将仲裁职能与诉讼职能合并等。打通法律程序上的瓶颈，无疑将大大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提升劳动者理性维权意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