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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总是需要神话的，只不过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实，特别是在我们自以为推倒一个旧神话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就已经塑造了新神话。所以，在我看来，《十月围城》也是一部神话片——当国家消亡的神话被民族国家的神话所取代时，《十月围城》的骨子里无非是又一部《建国大业》，只不过后者囿于具体指向而主要局限在海峡一隅传播，《十月围城》则把落脚点放在了两岸都能接受的“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那里，明后年就是民国建国百周年纪念，想必《十月围城》剑指金马奖，已是司马昭之心。

救亡压倒启蒙，饱受蹂躏的中国人总免不了有救世主情结——普罗大众渴望有救星带领他们，精英们便时不时的以救世主自居（按照雷蒙 阿隆的说法，这种心理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罢了）。于是乎，《十月围城》在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里，打造了一出关于救世主的神话。不过陈德森很聪明，他并没有简单的树立一个高、大、全的神主牌位，而是着力打造了从财主到乞丐，从大亨到流氓的牺牲群像，用断片切面的手法较为全面的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香港风貌。所以，整部《十月围城》看下来，便是一出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让领导先走”的神话催泪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覆巢之下，谁能独善其身？正如李重光与陈少白争论时所说:“整个中国都卷进来了，我能不被卷进来么？”有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烈士们也没有教科书上面说得那么光鲜。赌徒舍身护中山，只是因为突然有了作父亲的责任；马戏演员舍身护中山，那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乞丐公子舍身护中山，不过是将早已苟延多时的生命来个灿烂的了断；人力车夫舍身护中山——这可能是最令人唏嘘的一段——他只是觉得老板是个好人，而且给他说了媳妇，不能让心肠好的老板遭难——可怜到最后一刻，车夫根本不知道他保护的人是谁。中国人本性善良，甚至有点懦弱，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不想偷生，而是想偷生亦不可能的问题了。莱克星顿的纪念碑上写着:“在敌人没有开枪射击以前，不要先开枪；但是，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就让战争从这儿开始吧！”这句话放在《十月围城》里，倒是对一干保镖们颇为准确的心态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