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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执法大队推行的“钓鱼执法”是雇用社会人员并针对不确定车主或司机的。那些受雇的“鱼头”在“钓鱼”之前并不知道被钓的车主或司机是不是真正的“鱼”，而是采取引诱甚至栽赃的方式，比如主动提出给钱或者硬把钱塞过去，从而把本不是“鱼”的车主或司机变成了“鱼”。

而方先生则不同，他所找到的企业都是事先了解过的“问题企业”，而且事实也证实那些企业确实存在问题。而且方先生也没有采取引诱的行为，他的一切做法都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换句话说，那些“问题企业”本来就是“鱼”，而不是“钓”出来的。

当然，“钓”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厚道，不管钓到的是真鱼还是假鱼。但我们还应看到“钓鱼维权”与“钓鱼执法”的另一个区别，即前者的主体是公民，而后者的主体是政府。

一方是绝对的弱势，一方是明显的强势——在道德问题上，对弱者的要求应宽容一些。另外还要看到，上海的“钓鱼执法”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出现的，钓到一条“鱼”可以得到上万元的罚款；而方先生“钓鱼维权”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并不多，甚至比不上正常打工的收入。

这些年，劳动者的权益遭到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劳动者维权却总是步履维艰。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由于维权意识不强，多数劳动者不重视签订劳动合同、不注意保留侵权证据。

为此，有关部门以及媒体经常呼吁劳动者提高维权意识。现在，出了一个“维权狂人”，为什么说他是“恶意”甚至“过度”呢？弱势的劳动者维权，即使有一点过的地方，也应该宽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