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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荞明“死于看守所游戏躲猫猫”，到最高检介入调查，最终还事实真相为“李荞明系牢头狱霸的潜规则”；在“小学生卖淫案”中，公众与警方反复较量，最终小学生父母被判容留卖淫罪；邢鲲之死更为离奇，“纸币开铐、鞋带上吊”跻身年度热点网络词汇。对此， 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宣传办综合科科长李云峰、警方新闻官感叹：“这一年，我们筋疲力尽，疲于应付，昆明公安也算患得患失。”（2009年12月30日《 成都商报》）

“筋疲力尽，疲于应付”，相信是新闻官的肺腑之言，毕竟，这三起震惊全国、在民众中和网络上掀起“舆论海啸”的案件，可谓是场面轰轰烈烈、进程一波三折，让昆明警方见识了舆论的强大。而这一切，都需要新闻官去充当解释者、“灭火队员”，既要遵循上级的旨意，又要考虑民众的需求，两头受气，滋味确实不好受。

然而，全国那么多公安局，为什么单单是昆明公安受到了如此多的质疑？在感慨的同时，希望这位新闻官及上级领导也认真地反思一下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昆明公安也算患得患失”，这句话听来言不由衷。“失”，的确如此，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和其对事件真相的遮遮掩掩、“欲露还羞”，昆明公安失去了太多太多，失去了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依赖。至于“得”，现在还看不出他们得到了什么，在这位新闻官的言谈话里，只是涉及了对警务公开、应对舆论的反思，而对关键的、根本的警察队伍建设、纪律约束却只字不提。

经过惨痛教训，如果想的只是如何更有效地对付舆论“敌人”的监督，如何提高哄民众开心的本领，而不是从提升自身“硬功”做起，这样的“得”只是“毫末之得”，或者说是一种更大的“失”。

从开始“躲猫猫”的毫无准备、被动应付，到后来“邢鲲之死”的主动爆料、主动出击，昆明公安都是在舆论和质疑攻势下铩羽而归，原因就是只注重了解释，却拿不出真正令人信服的动作和措施。

难道，新的一年里，昆明公安还要在“舆论星火燎原、我方手忙脚乱”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吗？

自身正，其言自息。与加强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相比，还是搞好队伍建设来得更可靠、更有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