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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政府机构与慈善机构之间实现这种职能区分，原因不仅在于实现社会精细分工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把市场能做的、社会公益机构能做的都交给它们去做，以更好实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更在于如果不实现这种职能分开，最终反而有害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尽管山西吕梁有官员说：“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也尽管一些煤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支持这种方式并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但毕竟是以红头文件形式，由政府来主导慈善，就使慈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用红头文件来“劝”，无论如何都会暗含一种行政权力。不管煤老板内心是否真的愿意，他都会思忖：如果我不执行红头文件也就是不捐，让权力的政绩无着处，就会让权力难堪，而权力掌握着我的一些命脉，结果必会对我的经济活动不利；如果我踊跃捐献，为权力实现其政绩，权力必会对我另眼相看，进而为我的一些经济活动开绿灯。因而，不捐者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斥，捐者则可能会导致官商相护，二者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理念，会不同程度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慈善建基于自觉自愿。任何违背捐赠者内心意志的行为，都可能会扼杀更多慈善之花。慈善文化建基于爱心与感恩，远离爱心与感恩的慈善行为，都无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用红头文件“劝富济贫”的慈善，使富者受到权力的某种隐性威胁，有一种“被迫”的意味，这对于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不利。

“劝富济贫”的实质就是政府越位。一者越位，则表明一者缺位。由此，当地政府更应当深思的是，慈善机构为什么不能或者不愿搞慈善？政府该为慈善事业提供怎样的支持？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