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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堪忧的不光是我国的白领中产。根据日本学者三浦展的研究，日本在上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一亿左右中产阶层，近年来却开始“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且多是“下流化”。

再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通常被认为正在形成之中，但他们又何尝不是在“下流化”？白领中产一族，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低廉的工资和畸高的房价几乎剥夺了他们再教育、投资、创业的再发展能力和上升途径，消费乏力，上升不成，遂变“下流”。只不过，我国尚未形成“中流社会”就已开始“下流化”。如果说日本的中产阶层是“年老体衰”，那么，我们则是“未老先衰”。看来，“橄榄型”社会任重道远，倒是“哑铃型”社会和“倒T型”社会颇为贴切。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过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化的鸿沟，可我们的“再分配”调节却明显乏力。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来，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业资本收入增加却很大，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才有了“干得多，挣得少”的现象，就像电视剧《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虽辛勤工作仍疲于奔命，倒是宋思明之类游走在资本和权力之间，左右逢源，呼风唤雨。其次，在有“二次分配”作用的税收调节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就被指为“劫贫济富”，税收调节未见实效。此外，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无论是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还是保障水平都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