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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谈到乡村沦陷的沉重话题，人们的观察视角多停留在文化或者经济的范畴。事实上，最为根本的应该是权利领域。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严重失衡。日前，进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惠农新政面世。但是，“邳州现象”告诉我们，一些惠农政策落到基层，既有可能变味，也有可能被截留，否则不会出现一面加大惠农政策，一面是一些乡村在沦陷。

权利匮乏，往往伴随着权力膨胀。在这个前提下，很难说服权力去还权于民，有效路径是向法律寻求公平与正义。在通篇的邳州报道中，很难数清到底有多少宗耕地征收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单单一些做法已经让人瞠目结舌，譬如每隔两年就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将基本农田和耕地拉上围墙填上建筑垃圾，造成土地已是建设用地的假象；在建设工地上铺稻草和玉米秆，欺骗国土部遥感卫星……

某种程度上说，公民权利最惨重的沦陷，往往缘于政府部门的违法。遥望那些已无炊烟的乡村，不仅仅为了山水田园，更为了不可突破的耕地红线，法律应该给予回应，应该有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