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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伊藤仁斋推崇东方的圣经《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明治以后，日本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论语》，提出“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和“东洋盟主”等理念。1945～1984年，日本的《论语》译著和研究著作50多种，有的再版10多次，中国有学者为此发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儒家”的慨叹。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言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见利思义”，他提出“士魂商才”，并打破官尊商卑的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

有“财界总理”美称的东芝总裁石阪泰三，发扬 《论语》的亲赴现场、“每事必问”的敬业精神，“与时推移，与事对证，又笃行之”。

在笔者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中，充分介绍了儒家学说等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