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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温家宝在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应该说，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当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阶段。温家宝的讲话即是对这一尖锐的问题的回应。

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在于财富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合理和二次分配领域的低效所造成的。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主要原因是制度对国企垄断的袒护，这是构成了收入分配问题中富的一极。垄断造就了不合理的定价，事实上是对全民福利的侵害。支持垄断存在的理由多是“为国垄断”，表面上似乎也是为了全民的福利，但实际上垄断的红利却并未让国民获益，而为垄断国企既得利益者所独享。

所以，要调节财富分配，除了要限制垄断之外，更要加大央企红利上缴的比重，并且规定央企上缴的红利只准用于对弱势群体的补助等民生领域。事实上，如果不损央企之有余，那么，其积累下来的巨额利润必然又成为其继续扩张的动力。这又是对国进民退的变相纵容。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极，就是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如今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每年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数以亿计，这种差距不再是过去那样被制度分割于两个世界之中，而是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最繁荣的都市之中。现在相对富裕的市民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而贫穷的打工子弟却要缴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要交钱上打工子弟学校。事实上，外出打工的农民也无法从合作医疗等福利制度中受惠。因为制度性的壁垒而导致当前福利制度的荒谬。所以，要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首先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时，更应当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实际上，从建国之后，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牺牲农村利益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如今的国企对农村是负有历史欠账的。现在政府既然在讲“工业反哺农业”，那么，不妨就多从国企收缴红利，并将其全部投入到农村。

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焦点应是设法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纠偏，而不是一门心思增加中产和富人的税负。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国企从中受益，而农民又从中受损，因此，损国企之有余而奉农民之不足，从逻辑上来讲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