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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送礼传统由来有自，中国古代官场即盛行的“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甫落马的重庆司法局长文强受审时，就抱怨公诉人对其逢年过节人情来往所收受财物的认定过少了。“你们的狂欢节，我们的受难日”，喜庆的“过年”，成就了手握公权力者的巧取。对照西方对送礼的严苛制度，过年简直就是一窝中国法治堤岸中的蚁穴，虽然罪不在“年”，而只是“过年过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罢。

百千年来，乡愁永远寄居旅人方寸之间，一样的近乡情怯。只不过，藉以消解乡愁的，从驼铃声声，到隆隆机声；从踯躅于驿站之间的家书，而邮票，而船票，而高铁车票。而社会单位，从家族，到以“个人”为重的解放意义，亦使古代文人骚客笔下不可触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故乡”，以及与之难解难分的“过年”，似乎日渐身轻。

世上本无节，过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节。圣诞节，原来却是异教徒庆祝叙利亚太阳神苏里耶和伊朗太阳神米特拉的节日，后来才被基督徒“拿来主义”了；春节，也不过是在1913年7月，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确为每年农历年的正月初一，此前2000多年里，却是以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日为所谓的“春节”。既然连“春晚”都蹊跷地成了全国人民春节一道大菜，一切与过年有关的旧俗似乎都来历可疑，包括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