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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规范和限制法院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日益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课题。监督制约法院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办法也有很多，像北京市二中院、东城法院等多家法院已开始试行“量刑答辩”制度，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用程序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一个实在管用的办法。缩小法官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始于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扩大和发挥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具体刑罚在充分辩论，各方答成基本共识之后，再由法院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细定酌中产生，而决不再是法官或法院独断妄定，草菅人命，这才是法制之幸，民众之福所在。

事实再次证明，制度机制最能制约权力。这是因为制度机制是由一系列机构、人员、条例或规章等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对权力具有较强的框定性。这也是制度机制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力”，即一种社会性的控制力量或能量。法官的审判权同样也是一种“力”，而且是能量较大的“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性命。在腐败攻势猛烈的现实背景下，稍微放松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就有可能使其变成寻租的工具。所以说，真正的审判权力规范与制约，必须是建立在异质性的基础之上，用比审判权更高一层的制度机制来制约它。让律师辩护量刑，就是对法官审判权的监督制约。

当然啦，制度机制运用于实践，其主要的监督主体再也不是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和行政架构中的上级官员，而应该变成以主权在民为灵魂和统帅下的民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其他方面的监督，并通过以上三种力量的合力来制约审判权力，从而使审判权力驯服。最终的结果是：量刑必须严格依照法规进行，加一年减一年都有法律依据，无法随意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