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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

在“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缺工现象，珠三角缺工超200万”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仅仅是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吗？在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要求的举措背后，我们更应看到什么？用工荒的背后，其实有着特殊的时代隐含命题:农民工的合理报酬界限在哪里？民工荒的显现与工资报酬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度？消除民工荒的路径选择是什么？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明确告诉我们，短工时代到来了，把打工者仅仅视作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似乎走到了末路。曾几何时，不少人还在为廉价劳动力、富裕劳动力而庆幸，以为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是一种比较优势，劳动力短缺也不是一时的矛盾。必须承认，短工时代一定程度上与农村政策的改善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进而，追问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支付国民待遇的拐点？

往深处看，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其实正是农民工即将走出失权时代的折射，用工荒的显现无非是自我扩权的必然，用工荒实际上是制度荒和权益荒。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劳动力价格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并非市场单一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这是一种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相比，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来自异乡的一线工人无法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少有真正的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甚至连基本的薪酬与福利获得也常常成为问题。因此，当劳动者有“用脚投票”的机会时，自然会对经济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的沿海等地区投下否决票。

短工时代的来临，对农民工来说，必然要求增强发言权、就业平等权、择业自主权等权益，而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或是一个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契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投射下短工时代与失权时代的清晰背影，也期待着这样时代性命题的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