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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还是容易发现的，那么还有很多不易发现的: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长期薄弱，让不屑于血汗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迈不进技术岗位的门槛；国有企业主导基础建设、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导致工资始终无法增长；城乡二元与户籍、教育、医疗等羁绊，对外来劳工形成排斥和隔离，打工收入有限成本却在增大……方方面面，几乎触及了当下中国的每一根神经。在这样一些因素面前，“用工荒”显然带有极大的必然性。此时不荒，彼时也要荒；今日不解题，终究有一日要解题。

是不是很悲观呢？也不是。多种因素诱发的“用工荒”虽然带有必然性，但也要看到，它是逐步释放的(只是前几年没像今年这样被重视)，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个“慢转弯”，而不是“急转弯”。“用工荒”的确发出了“加急令”，但不能说2010年这个春天舆论都关注 “用工荒”，就意味着所有的矛盾都要在这一刻一发而不可收地爆发。盲目悲观，会让政府放弃积极努力。

正确的解题应该是两种步骤:对地方政府而言，需要着眼当下，用更细化、更全面的服务，减缓“用工荒”造成的现实冲击；对中央政府而言，应该从国家级应对的高度，部署公共改革，转变投入方向，从“涵养人”与“调结构”两个层面努力，消弭“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诸多脱节，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健康转型。

地方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现在大家都说“用工荒”，这是一个整体概念，每一个地区显然又有各自的特点。究竟哪些地区荒、哪些行业荒、劳动力的整体动态又是怎样的，似乎缺乏准确而精细的数据支撑，政府在信息沟通服务上大有可为。有人盲目乐观:从“找工慌”到“用工荒”，劳动者增加了 “筹码”，君不见广东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有企业搞起抽奖送汽车来吸引工人？所以干脆放手让企业提高待遇去“争”劳动力好了，政府不必插手。不搞过度外加政策干预是对的，但不等于可以当甩手掌柜，连基础的公共服务也不搞了。除了多搭建“招聘会”之类的平台，更要发挥优势，加快建构起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失业统计信息，摸清当地农民工就业总体状况，做准确、到位且具有贴近性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