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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有专家提议，让农民工就地选举。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关心起，这是政治最基本的含义。不过，王兆国解释说，这个问题“牵涉面广，比较复杂，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工将继续成为选举中的“多余的人”。

搁置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的选举权利，这既不符合政治伦理，也无益于解决“四分之一”选举权之后的政治现实。城乡“同票同权”之后，专家已经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代表的大幅增加——根据历史统计，还有可能减少。但是，农民数量较多的省份的代表名额会大幅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容纳流动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不管农民工个体的权利如何被忽略，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这些城市里，这些城市的政治决策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由于流动人口没有在当地选举的权利，这些城市在全国人大中的代表人数就会减少，进行全国性的资源分配时，优势也会丧失。反之，假如实现了流动人口就地选举，“同票同权”附带的此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