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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权力平衡,才有民间的和谐与安宁,权力独大,受伤害的只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新京报》记者褚朝新近日发文称,自2月28日到3月6日,湖南嘉禾县县委书记陈荣伟共给他发了15条短信,希望在投诉企业污染致儿童血铅超标及多名村民被拘等问题的嘉禾农民与当地政府之间,搭建一个双方商谈的平台。事情缘于2009年9月17日晚,53名村民欲包车去广州体检,获得消息的当地政法委官员调派警力前往拦截,不服政府拦截的村民,堵路鸣冤,之后,廖永固等3名村民被刑拘。为了化解冲突,县委书记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记者求助,希望他能够成为调解者。为什么选择外地记者,是否因为地方上的调解力量完全匮乏?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如果发生族群之间冲突、官民冲突,出来调解的人会是有影响力的乡绅:德高望重的长辈、老人或私塾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乡民代表,而他们出面调解,许多问题都会得以解决。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变,民间乡绅力量被逐步消解,现在在乡村中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村支书,再往上一级就是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了。也就是说,传统民间社会的乡绅力量缺乏,但村民自治组织也没有真正成立起来,而由于认识的误区,村民们又常常将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认为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或半工作人员。从嘉禾县人大网站公布的资料看,该县共有人大代表191名,分为18个代表团,而县政协委员与领导共有31名,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可观的参政议政组织,但从他们的网站上看,多是组织考察,或接待上级考察,遗憾的是,考察内容没有一件是关于企业污染与儿童铅中毒事件的。也就是说,人大政协本来应该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一个公信机构,既有监督功能、问责权力,又有调解能力,但在当地重大事件上将自己虚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