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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要反对不正之风：上海干部在世博期间一律不能享受贵宾礼遇，不能‘开后门’，只能按有关规定，为外省区市代表团和工作需要的人提供贵宾礼遇，这点从我做起”，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日前表示。

强调“上海干部在世博期间一律不能享受贵宾礼遇”，理由无疑十分充足——既然此次世博在上海举行，作为组织管理者、东道主的上海干部官员，无论从身份逻辑还是从基本的礼节常识上，事实上，早已天然地“去贵宾化”了，不但不能当“贵”宾，就连普通、“不贵”的宾其实也是没资格的。如果“东道主”都成了“宾”，那整个活动本身岂不是乱了套？

而站在更宏观的视野下观察，不独“世博期间”，许多其他公共领域，“官员禁享贵宾待遇”事实上也都是普遍适用的，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原本就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语境下的一种常识，理应得到制度化的广泛遵守和尊重。依据民主法治原则，“干部官员”的实质身份究竟是什么？其实，也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人民公仆”，温总理讲得好：“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

遗憾的是，在时下的社会生活、许多公共领域中，这种官员享受贵宾待遇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可谓比比皆是、司空见惯。比如，在道路交通领域，许多地方官员公车尤其领导干部的“座驾”，往往就能享受种种“贵宾待遇”——优先放行、免收通行费、警车开道。再如，在升学就业领域，官员领导子女、亲属享受“贵宾待遇”，被特殊关照、优先对待。至于目前民众十分关心的民生社保领域，官员的“贵宾待遇”更是众所皆知、格外刺眼——如公务员无须缴纳养老基金，但养老待遇却优厚于需要缴纳社保基金的普通企业职工。再如，公务员各种令人艳羡的住房补贴待遇……

因此，如果能以“世博期间官员禁享贵宾待遇”为起点，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去贵宾化”，此次“人文世博”的内涵势必能得到极大提升，大大超越世博本身。